建构“共意”：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的思想逻辑

刘长军

（铁道部党校党建和基本理论教研部 北京 100088）

摘要：从开智启蒙、身份定位、引领召聚、直至任务设置，“共意”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的逻辑进程，它不但将中共的“生存型”社会管理推进至“发展型”社会管理，而且剔除了交换逻辑等“异意”的不当干扰，成为中共社会管理的思想逻辑支点。凝聚在核心价值的旗帜下、树立“大格局”的共识、形成群众工作的方向感、确立虚拟社会的秩序化，是中共创新“共意”建构方式，推进社会管理的新举措。

关键词：建构共意；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共意阻力；创新“共意”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发轫于马克思主义，立基于中国国情，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曲折进程。反思中共社会管理思想的九十年征程可知：建构“共意”是中共社会管理的思想逻辑。无论是新中国之前的“生存型”社会管理，还是新中国之后的“发展型”社会管理，都得益于“共意”的建构和“异意”的解构。①

一 “共意”与中共的社会管理

“共意”一词本身并非规范性用语，仅指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为了研究结果的凝练化表述，将“思想共识”、“共同愿景”或者“共同的意思表示”简称化而已。建构“共意”，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预设目的而有意识地形成思想共识。在九十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召聚民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建构“共意”实现的。

第一，“共意”是中共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凝神聚气，形成思想共识的重要性。在建党之前，他就指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有了大家坚持的“共意”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即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其基本的逻辑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心协力”的重要性。

革命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建国以来的历届党代会上，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是其他领域的建设，都始终将“思想上高度重视”放在第一位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的突出特色。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上，开篇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与这一逻辑相似的还有，胡锦涛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丰功伟绩首先归结为“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3]

一定时期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始终与当时的历史中心任务相联系，是为完成中心任务服务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就是当时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建设”就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工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同心协力”，形成思想共识。

第二，社会管理下的“共意”建构，需要科学的逻辑层次。大致来说，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四个逻辑进程来完成“共意”建构的。其一，开智启蒙——“怎么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从“生死存亡”的角度鼓动民众参与革命，于是就有了共产党人在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中间的奔走呼号。于是，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等，都成为中共开智启蒙的要素。甚至中共用投豆方式对农民进行民主启蒙。毛泽东曾经指出：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从基层群众最基本的经济要求出发，引导民众迈向更高的政治需求、独立需求、解放需求。当基本的需要不能获得满足之后，奋起反抗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同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鼓励和支持民众参与国富民强的伟大历史任务中，于是“先富”和“共富”起到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成为有力的推手，通过这些恰当的方式，可以激起民众对政党政治的热情。开智启蒙，实际上是唤醒民众——激起民众的认同感，将民众的个体行为置换为民众的集体行为，激发共鸣，形成同声。

其二，身份定位——“我是谁”。 这也中国革命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首要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首先要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了敌我友，才能在革命中站好队伍。因此，“同盟者”、“统一战线”、“阶级分析”、“阵营划分”，成为当时身份定位的外在话语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建设”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其前提仍然是确定建设的主体问题。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新时期建设主体“身份定位”的有利保障，无论是新的六大社会阶层，还是旅居国外的爱国人士，都是中共引领召聚的对象。

其三，引领召聚——“跟着走”。群众自发性运动所形成的“共意”多是工团主义的，或者说仅仅依靠集体认同感的相互吸引所致。如果集体认同感获得了有秩序的、科学的引导，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它将发酵为科学的“共意”，会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当然，对集体认同感的强调，虽然可以起到凝聚阶级力量，同仇敌忾的作用，但如果过度滥用，集体认同感常常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负担。一旦个体被捆绑在集体认同这架马车上，就难逃羁绊的束缚，集体认同对个体来说，简直就是无形的“紧箍咒”。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共意”——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同时，始终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号召大家一起为共同事业奋斗。正如西方记者杰克·贝尔登评价说，“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4]

其四，任务设置——“干什么”。这是中共建构“共意”最为重要的方面。新中国之前的中共“共意”，基本围绕着“生存”问题展开，姑且叫“生存性共意”，包括经济生存，政治生存，尤其是主权生存。为了生存，就必须武装推翻“三座大山”，共意的中心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之后社会建设，大多围绕着“发展”问题展开，姑且叫“发展型共意”，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等。这时共意的中心任务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种共意模型之间存在前后递承的关系，不解决生存型共意的问题，就没有后来的发展型共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途，发展型共意是生存型共意的逻辑延伸。

二 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共意”阻力

在中共努力构建“共意”的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相对应的“共意”阻力——“异意”。这些阻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共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看，“异意”阻力主要有：

第一，“异意”阻力。“异意”有来自外部的，已有来自内部的。外部的“异意”主要是国民党的戴季陶主义、陈立夫的民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攻击，内部的“异意”主要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干扰。

客观上说，戴季陶主义、民生哲学和力行哲学，都是将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尤其是“孔学道统”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撑，或者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揉把吹嘘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宗衣钵，不同之点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假借程度和假借领域有所区别，纵然对修身养性有某些的帮助，但由于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决定了他们哲学思想最终遭受中共“解构”的命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精辟的分析，驳斥了陈立夫民生哲学和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反动本质。他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工农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5]

从党的成立发展史看，中共是在跌宕起伏的多种思潮下产生的，党员的思想状况复杂，加之中共多受农村环境的影响，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断侵扰和腐蚀党的肌体，从而导致行动中的“左”的过激做法或右的幼稚做法。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6]而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游若气丝般地伴随党的发展，直至王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充分膨胀之时，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内部“异意”的强烈攻击。经过卓尔有效的延安整风运动，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微生物”虽未彻底根除，但人们头脑里的教条“灰尘”已经被大大清扫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拥护。改革开放前夕的“两个凡是论”也是教条主义的变种，2007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也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但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次证明了中共建构“共意”和反对“异意”的决心。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7]

第二，“交换逻辑”阻力。在理解中共建构“共意”的方式问题上，需要防止实用主义的倾向，尤其是“交换逻辑”的错误。“交换逻辑”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研究者从所谓的“客位”立场研究中共“共意”建构方式时使用的一个词语。“交换逻辑”的代表人物是米格代尔和杰弗里･瑞斯。在他们看来，所谓“交换逻辑”是指在中共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中，利益交换尤其是物质利益交换是中共建构“共意”的逻辑手段。

美国的中国学学者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一书中，用“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解读中共的政治动员逻辑。他用利己——利他范式说明中共与动员对象之间存在的利益互置关系。[8]无独有偶，与米格代尔的“交换理论”相似的还有杰弗里･瑞斯的观点，瑞斯在《一种革命的交换理论》一文中，将中共与农民的关系看做是相互交换的物质收益和政治支持的关系。[9] 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缺少集体的内聚力，小生产的松散性造就了中国农民孤立的思想意识和奴性的依靠心理，农村缺少先天存在的结构性联合与自主性，国家意识的淡化和民族独立意识的退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如何凝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思想意识，拧成同仇敌忾的思想“共意”成为中共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将商品经济的“交换”概念植入研究对象——中共“共意”构建方式中，形成了“交换逻辑”概念。他们认为，这种从“客位”立场研究中共政治运动的方式具有科学性，可以减少“当局者”主观情感的好恶偏向性，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的“共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鼓舞全国人民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党的使命使然。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将中共建构“共意”的动员方式解读为一种物质利益的交换关系，实质上是现象学的翻版和实用主义的滥用。表面看是所谓的中立“客位”，但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也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内涵。

第三，“共意畸形”阻力。“共意畸形”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共意”形式，而是指在中共的“共意”构建过程中，出现若干以“共意”之名，行阻碍革命、建设、改革之实的“假共意”。从宏观上看，可以将一直存在于党内的“左”的思想倾向和右的思想倾向归结为“共意畸形”，具体表现为：僵化型共意、假象型共意和情绪化共意。

僵化型共意，是指不顾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不顾社会矛盾的转型，始终如一地采用一种“共意”构建方式，或者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共意”话语体系来开展社会管理工作或其他工作。中共思想史中的僵化型共意形式，以王明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代表。被毛泽东指为“本本主义”的王明，到处用马列主义词句哄骗群众，其突出的表现是唯书是上、唯他是搬、唯上是从、唯我独尊、为实是敌。僵化型共意在当前的中共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需要将思想观念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假象型共意。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管理目的或者有意识地形成某种思想共识，在忽略社会发展和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空想式的“共意”，这种共意形式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虽然表面上看，这种共意形式也能够起到“一呼百应”和轰轰烈烈的作用，但它是从反面来反映事物发展的，往往造成麻木的社会心理和激进化社会情绪。“文化大革命”中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心理，深受毛泽东晚年对共产主义空想式解读的影响，“大跃进”的发生也与这种假象型共意不无关系。

情绪化共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表现在中国共产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处于转型、转轨、转变的关键时刻，受急于求成心理的激发和鼓动，在社会群体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情绪化的倾向。久而久之，这种倾向造成了失序的集体行为。从群体行为看，往往出现盲动倾向、逃避倾向，中共历史上的“左”倾盲动主义，就是史例。从个体行为看，往往造成极端化的后果，比如以极端化形式参与社会动员，极端的社会组织化，极端的政治高压化，极端的思想超前性或者极端的实践滞后性，等等。情绪化共意既可以在事业高涨时出现，也可以在事业低谷时出现，它往往与形式主义相伴随，需要引起重视。

实际上，建构“共意”和解构“异意”，基本上同一时间开展的。很难分清建构“共意”与解构“异意”的先后时间，两者被社会动员的无形力量裹挟着，朝着预设目标不断地靠近。建构“共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解构“异意”，这种相互排斥的道理并不深奥。

三 创新“共意”构建方式，推进社会管理

从一般性上说，中共构建“共意”的逻辑大致如上文所述的四个阶段，即开智启蒙——身份定位——引领召聚——任务设置。但是，在全球化尤其是网络化的新形势下，不断涌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社会管理的范围早已从实体领域扩展到虚拟社会。继承以往“共意”构建的合理成分，以新的构建方式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是当务之急，时代所需。

第一，凝聚在核心价值的旗帜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首先要凝神聚气，激扬民智，发挥民力，形成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力量之源，对于在全社会树立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11]既要求同存异，更要一元主导。这种“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思潮格局，是中共建构“共意”中开智启蒙的继续。

凝聚在核心价值的旗帜下，应在思想意识领域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立社会管理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将社会管理纳入有规范、有秩序、有层次的法制轨道。二是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社会诚信建设置于重要地位，突出诚信的社会价值，努力营造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心灵良药”的良好氛围。三是持之以恒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既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又要弱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在全社会形成万众一心，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

第二，树立“大格局”的共识。社会管理是个系统工程，范围广、头绪多、任务重。从“共意”的要求看，树立“大格局”的管理共识，是举措之要。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12]

这种包含国家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社会自治和公民个人自我管理等多种方式的“大格局”，体现了多维度创新。从管理形式看，突破了传统社会管理的“政府一元”模式，革新了社会管理的环节，吸收了管理主体的社会力量。从管理权限看，“大格局”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权限的创新，将社会管理的权限还原给社会，将政府从“越位”回归为“本位”。从管理理念看，“大格局”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转变职能的深化，是责任型政府管理理念向服务型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可贵探索，同时也是对传统所谓社会管理就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管理理念的创新。从管理成本看，传统的“政府一元”模式承担了许多本应其他领域承担的管理成本，高投入、低效益的管理现象普遍存在，“大格局”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但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而且提高了社会管理效率。

要形成“大格局”的管理共识，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思想共识：一是“核心”共识，即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二是“服务”共识，即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的服务主体，是社会服务的输出方；三是“自治”共识，即许多“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四是“人本”共识，即社会管理的落脚点仍然是以人为本，需要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形成群众工作的“方向感”。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群众的管理，包含了政党——群众——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其中群众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和焦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党的最基本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13]形成群众工作的方向感，就是要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宗旨意识，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原则。新中国之前的“生存型”社会管理，首先表现为国家主权的生存和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由此中共建构群众“共意”的话语体系多是革命性话语，如军队、兵、反对、推翻、革命、消灭、战争、突围等。可以说，新中国之前的社会管理，中共紧紧抓住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开展中国革命”这个核心主题，形成了群众工作的方向感——革命性社会管理方式，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潮流。

新中国之后的“发展型”社会管理，其核心理念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突出表现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因此，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任务中就成为该时期中共社会管理的重点，由此中共建构群众“共意”的话语体系多是建设性话语，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物质、财富、创新、建设、现代化等。新中国之后的社会管理，中共紧紧抓住了群众最为关心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社会主线，形成了新环境下群众工作的方向感——发展型社会管理方式。总之，形成群众工作的方向感，实际上就是结合群众的实际，从最基层和最底层做起，确立发展群众、服务群众、提高群众的“共意”，这是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第四，确立虚拟社会的“秩序化”。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虚拟社会、虚拟空间已经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共意”视角下的互联网社会管理，是全新的课题，遵从社会意识发展的规律，应当软硬结合，举措得当。其一，形成虚拟空间的“制度意识”。将互联网的虚拟空间纳入制度建设的范围，用法律制度规范互联网行为，用网民诉求制度促进网民有序参与，用舆情监测制度应对公共危机，用网络交易制度保护网民经济利益，用育青制度培育青年良好的网络素养。其二，确立网络舆情的“议题共识”。包括：形成抵御敌对思潮的“议题共识”；形成批判错误思潮的“议题共识”；形成倡导正确思想的“议题共识”；形成网络产品服务的“议题共识”。科学的“议题共识”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起到默化人心的作用，无论是毛泽东的“斯诺谈话”、卡斯特罗的“马修斯进山”，还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都证明了“议题共识”的重要性。其三，形成政府主导的网络管理模式。无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网络参与方式，还是官方与坊间的思潮对垒，全部纳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管理模式中，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网络良性互动。

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社会管理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九十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共意”，逐步形成了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航程。新环境下，如何通过创新“共意”的构建方式，以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是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