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模式分析

刘长军

（铁道党校  北京 100088）

摘要：立基于对立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可以分成四个象限进行比较分析。四个象限对应于四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部落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等级森严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临时体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导向式传播。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息图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并隐含了不同的传播效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四象限；四种传播模式；传播效率

 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传播历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播模式。如果立基于对立价值理论[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可以从四个象限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又分别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部落式传播、等级森严制传播、临时体制传播、竞争导向式传播。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息图具有了鲜明特征，并内含了不同的传播效率。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论探索，在思想学术界尚不多见，笔者愿意尝试于此，提出问题，以就教于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息图

全息图原来指一种呈现事物真实面貌的三维立体图像，它涵盖了记录事物的尺寸、形状、量度、对比等基本的信息，这比普通的二维图像更能显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将“全息图”概念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中，就需要我们至少考虑以下几个宏观因素。

第一，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事件。大致来讲，这些事件包括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七大、“三大改造”、“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这些事件的出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

第二，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模式。根据对立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模式包括部落式传播、等级森严制传播、临时体制式传播、竞争导向式传播。

第三，需要分析每个传播模式的价值以及该传播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全息图中的历史地位。受制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些不同的传播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的地位也会出现变化。四种传播模式的历史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除以上宏观因素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全息图包括许多个性化元素。每一个个性元素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同信息。这些独特的传播信息使该元素与其他元素区别开来。1，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特点，或者说整个全息图像的主导性趋向是什么？2，渗透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的方法和风格。3，个体特征，即“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什么？4，凝聚物，即凝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连接机制。5，战略重点，即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聚焦点和驱动策略。6，成功标准，即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评估工具。

在这六个微观因素中，每个构成要素都是强有力的，并且六种要素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同时，也具有非协调性。这种一致性突出表现在，每一种传播模式都至少是在这六种个性化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它们之间的非协调性表现在每个因素在传播模式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以上这些宏观和微观上的因素从总体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全息图的主要信息，虽然它们还不全面，但这毕竟提供了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模式的充足的支撑资料。

    通过反复辨识，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四种模式中，只有三种模式受到了重视，一个模式则不常见。三种模式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部落式传播、等级森严制传播和竞争导向式传播。不常见的传播模式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临时体制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四种模式

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四种模式，它们的基本信息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部落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不同领域、不同单位的内部的传播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内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汉族内部的传播图式，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内部的传播，等等。在中国，笔者主要以高校、党校、科研院所为分析对象[2]。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相对的灵活性。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多是高校的特色之一。在党校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制于诸多的条条框框，约束较多。这里的限制，不是说党校创新理论不努力，而是相对于高校的管理氛围而言的。在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比较宽松的。当然，这里的宽松绝对不能理解为肢解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造成马克思主义部落式传播的主要原因，根源于各个领域的性质和特点。比如，高校的特点就是充满青春活力，充满青春梦想，充满创新氛围。党校则是党的理论主阵地，是所属党委的思想库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的主渠道。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党校的主流传播方式就是在提倡创新的同时，更应当做到中规中矩。科研院所相对于高校来讲，青春气息较弱，相对于党校来讲，受制的氛围较弱。所以，马克思主义在科研院所的传播，形成了以带头人为特点的传播导向，带头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往往体现了整个科研院所的特质。

部落式传播往往与以下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权、信任、内部成员的平等、高涨的文化氛围、对传播主体的满意度。所有这些因素，都与部落式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保持相对一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部落式传播模式，从上到下、从高层到基层、从政府到民间、从党员到群众，都在收集和反馈有关的传播信息，以确保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高级领导层，能够获得有益的分析数据，以及为实现更高的传播效率获得相关的协助。

在这种传播模式下，高层的传播施动者往往设计一系列的传播发展规划图，它强调跨部门之间的流动性与协调性，而且对跨功能交流非常有期待。同时，高层的传播施动者也会制定出一个有效的党员和群众的调查计划，该调查计划可以系统地观察调查对象的态度和想法，并指导调查对象针对在调查中确定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

高层施动者还会创造一个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大学”，为每个层次的传播施动者提供系统的培训计划。特别需要持续地监控传播施动者中的一线人员，注意他们的信仰问题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变化，确保他们的一些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得到合理的保障。同时，需要充分调动中层的传播施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加强传播施动者建议制度的效力。以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传播中最好的制度作为本意识形态传播行为的参考基准，更新现有的传播体制机制，提高传播效率。

在部落式传播过程中，最好能够使传播施动者参与所有的传播战略策划。推出各种传播计划和传播项目，来增强传播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团队建设的技能， 增强部落式传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为了更好地跨部门之间的协作、辨别问题和提供建议，意识形态的高级别管理者和不同级别的跨部门之间要经常举行“跨级别”的战略协商会议。这种跨级别的战略协商，有利于意识形态高层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最直接问题，也有利于提高最前线的传播施动者的传播技能，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部落式传播，在囊括的民意基础、满意度、内部交流等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它具有如下特征：具有高度的价值观凝聚力、特别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但是，部落式传播模式也具有较大的传播惰性，容易满足既有的传播成果，特别是它往往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自由性，也往往产生传播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等级森严制传播。该传播模式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级阶层内部的传播，尤其是在政党、政府体制内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可能沿着两种不同的传播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离心离德，呈现的是貌合神离的传播状态，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传播。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同心同德，呈现的是形神合一的传播状态，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播。

等级森严制的传播模式，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的传播术语、理论体系、政治符号、政党理念、政府文化等表现出来。无论是教条式的传播方式还是中国化式的传播方式，都没有脱此窠臼。传播的路径基本上以自上而下为主，但前提必须是已有政党或政府创造了或创造着一整套的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制度安排。如果缺少这种前提，这种等级森严制的传播模式，可能会从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向转为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向。比如，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武装斗争并无暇顾及理论创新的时候，党内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共高层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李达、艾思奇较早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张闻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等等。这对于毛泽东在1938年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一个有益的底层促动。

等级森严制的传播模式，大致通过以下几种常见的做法来实现。1，使用流程性方法改进工作，不是仅仅减少传播组织里传播人员的数量，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那些需要增加人员的地方。检查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状态是否可以提高到更有效率的水平。调查从传播对象的要求到提供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的时间差，重新设计或者更改传播渠道，减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在途时间，降低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成本，提高传播效率。甚至同其他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相比较，研究和借鉴其他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些好作法。

2，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施动者的数量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传播的效率却有所增加。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预防工作，维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等级权威，防止受到体制外的影响与挑战。要能够有效抵御侵犯现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体制机制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危险。对可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破坏情况作出评估，研究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传播危机的因素和制定防止出现危机的预案计划。

3，建立一支能够做及时监督的团队，来执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最大的项目。这个团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实施即时、突击、不定期、迅速的审查，而不是通常在事后才进行监督。比如，敢于和及时更换那些其行为不能反映该等级体制内信奉的价值观的高级管理者，而不管他们以前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防止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个人的不当行为影响整个传播团队的社会形象和理论形象。

可见，等级森严制的传播模式往往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礼仪化、稳定、对变化反应的低倾向和低士气。在这种传播模式中，同质性传播是它的显著特点，这就容易造成传播官僚化和传播政治化。好像马克思主义是天生为高层政治服务的，老百姓可望不可得。同时，传播方式的运动化、不可越雷池一步、呆板守旧等成为等级森严制传播模式的致命要害。这种传播模式一方面固化了政党和政府内部的价值理念，可以形成较为强势的核心价值，但也存在离心党群关系的危险与可能性。

总之，等级森严制的传播模式，具有严格的控制欲和追求认同感的效率，是一种被动型为主的传播模式，但它使等级森严制的核心价值观念与这些文化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相对的一致。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导向式传播。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考察的，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传播的特点之一。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在与多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才最终脱颖而出。

竞争导向式的传播模式与以下因素有紧密联系：指示性的领导风格、对峙和冲突、对意识形态外部阵地的占有、实现目标的强调——所以这一切与竞争导向式的传播模式的核心价值观相匹配。所以，这种传播模式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渗透性、透明度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资源的强势占有，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渗透性、干预性、创新性和开拓战略。

这种竞争导向制的传播方式，根源于意识形态本身的属性。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决定了各个阶级所坚持的指导思想之间的竞争、斗争、摩擦和互相抵牾。那么，哪种意识形态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呢？关键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否能科学解释人类社会、自然界、人的思维的发展规律，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否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和科学地改造世界。实践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但能科学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且能科学地改造世界。它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革命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多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最根本原因。

这种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包括：1，传播施动者往往会预先制定一个传播图景的战略规划，其中设置一些传播的目的、价值、要达到的目标、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以及具有竞争力的标准。具体来讲，就是始终强调竞争意识和主流导向，向每一个传播施动者下达有关的传播任务；确立一些仅仅通过传播施动者个人不容易实现、需要依靠组织的力量才能达到的高度的传播目标。同时，将传播施动者的能力与未来的需求相比较，为此制定一个提高传播能力的人才培养计划。

2，需要执行传播效率最大化的战略联盟。制定一个可以评估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各个职能部门对于传播的整体竞争力所作贡献的方法。具体包括：与最大、最主要、关键传播对象建立合作关系，为他们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便利，就像合伙人参与经营管理一样；研究那些接近马克思主义从而希望做出贡献或者寻求支持的外部环境，同时向那些适合竞争导向式价值观的外部组织提供理论支持，并创造互助互利的合作关系；在与竞争对手相比较的前提下，使每一个具体的传播施动者能够了解和掌握其他竞争对手的优秀做法，找出传播对象对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更有竞争力的方法。

3，重视传播对象的接受性反应，及时了解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与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现有期望值和满意水平。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加传播对象在竞争导向式里感受的真诚，努力发展一个传播对象的自组织教育传播系统，来帮助传播对象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产品和服务的不同类别时作出选择。由于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竞争关系，这种传播模式一般都会考虑和照顾特殊的传播对象，找到一条适合特殊群体的传播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可以采用特殊的语言和特殊的教材，结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从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出发。

总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都始终遭到不同社会思潮的攻讦，它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竞争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任重道远的神圣使命。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临时体制传播。这种传播模式是根据各种需要临时组成的或者应景式的。它具有以下特点：不断努力的改革创新趋势、积极进取的传播态度、不断的向外发展和主动性的外延。所以，这种传播模式往往与以下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性变化、具有策略和改进倾向的组织环境——所有这些都与信奉的临时体制的传播模式价值观保持了相对一致。

这种传播模式的主要任务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价值观，鼓励将更多的传播重点放在管理未来的层面上。这种传播模式的主要工作机制包括：1，对现行的传播远景进行尖锐的分析。主要是分析当前的传播方式是否提供了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方向？是否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从业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2，找到当前传播中的主要问题，并且运用“一个声音”概念，向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发起挑战。主要是通过寻找一种科学的方法，研究转换型传播方式和过渡型传播方式的不同，为传播效果奠定探询式前提。将所有的传播资源和传播部门集中到传播新方式和新方法的第一阶段，确保传播声音能在第一时间被传播对象听到。

3，探寻传播外部的驱动力而非依靠现存内部的功能进行管理，让所有的传播施动者进行创造性思维，使传播的策略性动机在不断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得到提高。主要是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传播媒介，特别是资讯科技，以此在更广泛多样的资讯资源基础上，创造更快更好的新的传播选择。通过传播施动者提供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和服务来解决传播对象意料之外的问题，从而使他们获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惊喜和欣慰。

三、四种传播模式的比较分析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四种传播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也发现了一种有趣的传播现象。就是，我们越是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多样性，就越多地发现在不同类型的传播模式中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一致性或者相似性[3]。这些相似性绝对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有着相似的社会基础、文化渊源、实现途径等。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看，无论传播模式的四种象限中的哪一种模式，就离不开这样几个相似的社会基础。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无论哪个阶级都必须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救国方案中的一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传播，是现实的必然需求。但是，由于各个阶级所持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之间的传播就会出现不同的传播模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已经开始在不同阶级和不同领域之内进行传播，也必然会呈现传播的相似性。二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使得各个阶级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往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标尺，来考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问题。由于各个阶级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程度的差异，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级之间的传播效果出现差异，但传统文化的参与却是众多传播模式之间的相似性之一。

其次，在实现途径上，四种传播模式都是功能性途径和符号性途径来实现的。功能性途径往往注重客观因素的分析和解读，其关心的核心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功能性途径主要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聚焦点，主要体现为聚焦于中国人的集体行为，侧重于宏观观察和整体变量的考虑。比如，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背景是什么等。与功能性途径不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符号性途径，聚焦点集中于中国人的个体认识，侧重于微观调查和主观变量的考虑，其考虑的核心主线是“马克思主义是以什么样的符号来传播的？”。所以，符号性途径往往注重主观因素的分析，追求创造出一些主观性概念来强调或促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提出“中国化”的概念等。

虽然四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大致都是通过功能性途径和符号性途径来实现的。但由于各个传播模式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使得两种传播途径在四种传播模式中，其产生的效果和发挥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然而，如何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两种传播途径，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但是，四种传播模式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多数情况下是拥有主导权的传播模式在影响着其他传播模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同模式，具有不同的组织策略、决策过程和理论架构。笔者尝试将四种传播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用坐标象限的方式表示出来。

四种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分析比较图

四、探讨四种传播模式的传播效率

在分析了四种传播模式的基本内容和它们的相似性之后，深层次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就是不同传播模式的传播效率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效率问题，有这样几个因素不得不考虑。

第一，这种传播模式是否可以代替的问题。一般而言，不可替代的传播模式或者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它们的传播效率比较高。相反，替代率较高的传播模式，它们的传播效率就较低。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具体情况还要考虑该种传播模式所处的历史条件。比如，1921年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地方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来传播的，但其传播效率并不低。

第二，这种传播模式在传播对象中的占有率多少的问题，即这种传播模式受到传播对象的欢迎程度。一般而言，越是受到传播对象喜爱的传播模式，它的阵地占有率就越高，传播对象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越少，它的传播效率就越高。相反，群众对某种传播模式越不接受，他们对这种传播模式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越多，传播效率自然就越底。因此，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必须探寻群众能接受和喜爱的传播方式。

第三，传播主体讨价还价的余地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施动者，传播主体在传播模式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如果传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不高、信仰性质不纯洁、知识结构不合理、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讨价还价的想法，等等。那么，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政治立场动摇、传播方式陈旧、传播内容不科学等问题，这也必然降低传播效率。相反，那些知识结构合理、信仰纯洁、立场坚定的传播施动者，他们的传播效率就比较高。所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必须选择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传播施动者。

第四，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无论何种社会思潮，它们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们之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并非必然地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些社会思潮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不应以强制手段取缔或消灭它们，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用马克思主义主导和引领它们的发展方向，规范它们的散播行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应以“柔性”方法为主。但是，对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必须强制进入，必须用刚性手段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扩大理论阵地。总之，在社会思潮“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就必须认真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处理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以上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影响因素。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1，该种传播模式能否使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地解释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世界”的问题。以文字著作为例，那些凡是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解释中国国情的著作，无不具有影响，它们在中国的传播效率也就较高。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矛盾论》和《实践论》等等。2，该种传播模式是否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传播对象所接受。凡是群众乐于接受的东西，其传播速度就快，传播效率就高。比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它们被多次的翻印和出版，就是明证。相反，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群众就疲于应付、抵触较多，传播效率也就较低。3，该种传播模式是否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马克思主义只有更好地、更快地、更有效地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才能方显其威力。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传播模式，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实践功能可能会打折扣。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效率，必须关注这一点。4，该种传播模式能否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必然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地丰富。哪种传播模式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紧跟时代脚步、把握时代主题、解决时代矛盾，该种传播模式的传播效率必然就高。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传播模式的不断变化，导源于中国国情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状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不一致。这些变化，主要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披上了更多的“中国色彩”和“中国特色”。笔者不揣浅陋，得出如下结论。1，将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国别途径。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需求相结合起来，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最现实途径，即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有效途径，即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