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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有一个有特色的说法，“道通为一”，出自《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莛是田间细小的草茎，楹是指盖房的柱子，虽然两者大小差异很大，但实际上是相通而浑一的。“厉”长得很丑陋，而西施却很美丽，但两者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世界各种事物表面上看着区别很大，但它们的根本性质、根本法则、根本特色是相通的。借用庄子“道通为一”这个词，来看看中华文化，这里与庄子原义不尽相同。

何为“道”“通”“一”

第一个字是“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一个终极概念，是最高大上的概念，是决定一切的概念，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道”在价值上属于顶峰，还是规范和法则的最高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还是世界的本原，“道”是无所不包容的，天可能是经过盘古才出现、经过女娲修补才完成的，但天道是先验的，无天之前已有天道，有了天道，才有了天，有了一，有了二与三，即有了多。

第二个字是“通”。中国人讲究打通，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系，是因为你的认识水平、智慧水平不够，如果你的水准高，那么就把它打通了。“通”就是互文、互补、交流、互动、互相转化，当然也包含差异、矛盾、斗争。中国文化还讲究“大同”“尚同”。打通就是整合，就是成功，就是理顺，就是和谐与平衡，就是逐渐通向天下大同。

第三个字是“一”。中国人对“一”有崇拜，认为世界上总有一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关键，庄子称之为“道枢”。你抓了它就无往而不胜。孟子说“天下定于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得更详细，他说“天得一以清”，天得了“一”，天、日清了，没有雾霾；“地得一以宁”，地得了“一”就安宁，没有地震；“谷得一以盈”，山谷得到“一”就各种物产丰饶；“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封侯封王的人得了“一”，就能为天下树立原则与标准。看到了“一”，也要看到“多”，看到“一”与“多”的转换，强调掌握“一”以后，什么都解决了，所谓“一通百通”。这个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阐述。

传统文化强调“文政合一”与“天人合一”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如何体现“道通为一”的呢？主要是两个“合一”：

第一个“道通为一”，是文化与为政的统一，即“文政合一”。“为”就是“行”，我们现在叫行政，古人叫“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用行政来引领，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不去做坏事，但是并不认为做坏事有什么可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认识达不到自我反思的程度，因此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道之以德”，用道德来引导，让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再用“礼”教化整顿规范，民众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能自我控制，自觉守规矩、走正道，达到更高的品性。对于孔孟儒学来说，为政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理论上的主张是文化立国。《论语》中有句名言“为政以德”，一切从德行出发。把“为政”和道德、文化、教化等统一起来，这叫“文政合一”。

另一个更重要的“合一”，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人称之为三才，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人要按照地的情况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地法天”，地要根据天时，根据季节来生长万物、产生地貌的各种变化；“天法道”，天按照规律来变动；“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完全是我们现在说的自然、人文的意思，它更多是指一种状态，“道法自然”就是自然而然。

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比如治国平天下，依靠的是文化、道德、仁爱，实行的是仁政，道德上有示范作用，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它号召用道德、仁爱、善良等来治理国家。同时孔孟都主张性善。孔子高度评价人的“孝悌”；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人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老子不喜欢孔子的一大堆关于美德的说法，但是他对于“善”还是肯定的，老子说过人“能婴儿乎”，你应该变得像婴儿一样天生纯净，证明他认为人性天生是美好的。老子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没有亲疏的区别，天道要求你善良，要求你有道德。所以不管老子还是孔孟，他们认为人是性善的。

为什么是性善的呢？他们解释是天生的性善，意思是这个善是天造成的，这样从人性、人心就引来了“天性”“天心”“天命”。在中国人心中，“天”这个字特别重要。第一，它是最大的存在，天道、天理、天良……有一大批用“天”作定语的词；第二，它是形而上的，是终极概念。它是一个概念之神。你们看汉英词典，对“天”的解释，一个很简单，就是天空的意思，另外天在汉语里写成苍穹，在词典中干脆被解释成上帝。第三，“天”还是天生的、先验的、自然而来的表现，比如天才。

对于“天”这个概念，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总的来说，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天即道，道是没有名称的，既是本体，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起源，又是归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学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而在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强调的是民心即天心。这种说法起源于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

天、地、人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合一”。现在大家都觉得“天人合一”这个话非常好，但有人解释“天人合一”证明中国自古就爱护环境，这稍微有点牵强。“天人合一”最深刻之点在于天道、天理与人心、人性的合一。

国家治理要将“合道性”“合法性”结合起来

现代国家非常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权力要受法的制约，权力要依法行事。古代中国提及的“法”跟我们今天说的“法”意思不完全一样，古代的法家研究的是保持与运用权力的道术。古代中国，更多强调的是权力的“合道性“。什么叫合道性？就是说君王、朝廷、邦国有道，有章法、有理念、有是非、有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共享太平盛世。无道，则国无宁日，人心乖戾，民不聊生，大难临头。

孔子在《论语》里多次反复地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及，其愚不可及。”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个大臣，他在君王圣明、国家治理有方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聪明。而在君王昏庸无道、国家混乱不堪的时候，就变“傻”了，无所作为。孔孟的另一个说法，叫做“卷而怀之”，只能“收摊子避祸”了。

把天道、人性、王道（就是搞政治的道，也是仁政）、世道人心、天理、民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一大关键就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归根结底，说的还是“道通为一”。当然，今天我们讲国家治理，一定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对于“道”的理解和对于“法”的优化改善坚持结合起来。

儒、释、道的“合一”及“合一”中的中国式辩证法

“道通为一”还表现为中国一些主要思想流派的相通，尤其是自从汉晋以来，民间提出来的儒、释、道三家的合一。

先说儒和道，儒、道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在“性善”上，在“仁慈”上。孔子强调“仁”，老子强调的是“慈”，一曰俭，二曰勤，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爱民，“俭”就是爱惜民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不敢创新，它指的是当政的人，其施政目标不会让老百姓“五迷三道”，摸不着底。“无为而治”是老子的话，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论语》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不就是舜吗？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着太阳，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老子说，“其次，侮之”，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所以，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好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

在中国尽管也有宗教的矛盾、摩擦，但较少因此爆发战争。在民间，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各种宗教和谐共处。比如，在陕西神木县二郞山的一些寺庙中供奉释迦摩尼、观音菩萨，也供奉孔子，也供奉三清大神，还供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甚至还供奉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夫妇。我在杭州见过一个家庙，里面不但供奉上面这些神仙菩萨，连孙悟空、猪八戒都供奉，而且供奉贾宝玉。为什么供奉贾宝玉？贾宝玉是皇上封的文妙真人，也是半仙之体。

少林寺有“三教合一碑”，体现出嵩山佛、道、儒三教荟萃、共荣共生的繁荣。为什么要这么做？碑上说：“佛教见性”，你要学了佛，你的人性才纯洁、地道、实在。“道教保命”，你要学了道教，你才能颐养天年，活得最好。“儒教明伦”，学了以后懂得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碑上最后说：“纲常以正”就是说有了三教，大家都做到了三纲五常，一切有了标准与规范。

中国的合一、统一、通为一，并不等于一切变成一样。所以一面是讲“通”，一面我们要研究一下中华辩证思想。因为这个“辩证法”欧洲有欧洲的系统，从希腊集大成于黑格尔，但中国的辩证法更久远，而且不完全一样。一个词是讲“相反相成”。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祸福相生，我们都知道“塞翁失马，安之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上面我提到过“一”和“多”相生，这也是中国很有趣的事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是从“一”而生，一而成为万物，但最终万物又走向“一”。

郭沫若代表作《凤凰涅槃》是五四时期诗坛的丰碑，它里面有一句话，“啊，你一切的一；啊，你一的一切”，“一”是一个，“切”是很多部分。后来我又看到这个话不是郭沫若发明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典籍《华严经》，佛教的说法，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在中国，孔孟、老庄他们早有这种看法，这也是辩证的“一”和“多”的关系。只有“一”才能安定，才能掌握大道，但是“一”只有符合了“多”，你才能变成真正的“一”。

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说法，把儒、释、道、名、法、阴阳都能混合起来，化为一体。我去美国的次数比较多，有的时候和他们聊起中国，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allmixed”，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我上世纪80年代去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观念，一直到90年代、新世纪，大学教工食堂会宣布，今天有中国菜。一看，大杂烩就是中国菜，肉片、土豆片、胡萝卜片都混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混合。司马迁的父亲就说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天下大道是一，但是人的考虑却有100种，归宿是一，但是道路途径有很多，关键是一而生多，多而归一。中国的混沌、混一、浑一、太一、归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极为有趣。一与多的统一，应该说也是道通为一。

北魏时期由于佛教盛行，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到了唐代，这种主张被很多人接受。合一混一的主张，一方面养成了学理上马马虎虎、不求甚解、不讲求准确性严谨性的毛病，另一方面其实解放了接受某种主张的信仰者的头脑，扩大了某种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同时弱化了不同学派乃至不同信仰、不同宗教间的价值争拗与文化冲突。至于中国民间，这种类似“三教合一”的现象多有所见，天真可爱，莫名其糊涂。从好的一面看，中国人想办法把不同的道理、学派放在一起解释，不但是命运共同体，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的大同观念，大同理想，确实光辉夺目。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大道至简

还有一个属于“道通为一”的重要命题，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提出来的）。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提出“知行统一”，他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如果只是对行为进行纠正、惩罚，坏事自然会少很多，但是小偷你能抓得完吗？而如果世道人心好了，根本没人去偷东西。所以，只要心好了，什么事都好办，这是王阳明主张的。孙中山要号召革命，号召人们改变思想、解放思想，所以说知难行易，难的是把已经腐朽几千年的不科学、不现代的思想改过来。而毛泽东是主张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都说明了中国理论的经世致用，注重世道人心的特点。此岸性、实践性、积极性，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贵性格。

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大道至简，什么叫大道至简呢？就是越是真理越不应该高深化和复杂化。孟子认为，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只要把树枝撅下来就可以了。到了王阳明那里，认为只要安了好心，当然就可以干好事。

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他认为孔子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但是黑格尔不知道，孔子根本不想当哲学家而是要当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圣贤，他要当王者师，他必须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伏尔泰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像孔子这样能用人间最简单的事例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这样的伟人全世界只有一个。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理，但是到孔子这儿就很简单地说得明明白白。

对20世纪的改革开放，一些西方人士，都不看好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布热津斯基、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特色中，应该有“道通为一”这四个字的活力、辩证、通达与调整、消化能力。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绝非“不可说”。首先，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其次，我们要学会明辨，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最后，我们也需要看到问题，对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

（作者系著名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