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下的政治焦虑

刘长军

（铁道部党校  北京 100088）

摘要：转型时期的政治焦虑突出表现在政治迷失感、群体极化趋势、隐蔽式“暴力”寻租，而基于政治人格的政治盔甲以及政治生态的解构、对虚拟政治的不适和政治紧张则是政治焦虑的导源体。构建合理的政治参与秩序、疏通多样的政治流通渠道、科学调适政治心理、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消弭政治焦虑、形成政治幸福指数的关键。

关键词：政治焦虑；特征及原因；政治幸福指数；社会保障体系

“焦虑”是一种心理状态和心理感受，是人或动物对周围世界的反应性情绪，体现为不安和莫名的恐惧。政治焦虑，特指属人世界里政治利益面临威胁时，特定政治群体对政治价值认同感疏离所产生的持续性紧张。比如，奴隶主担心奴隶暴动，地主阶级担心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担心工人反抗，等等。此外，政治链条的底层也会产生政治焦虑，主要是政治诉求的被忽视和政治权利的被侵害，在外观形态上表现为基层个体的原子化、“碎片化生存”方式的脆弱性。社会焦虑已经从分众一隅逐步扩展到多个领域。有报道宣称：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1]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十字路口，政治焦虑正自觉不自觉地弥漫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现之、分析之、解决之，已是亟待之事。

一、政治焦虑的特征

第一，政治迷失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政治焦虑者面对无法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时的普遍性问题。二元矛盾的过渡心理，是政治心理在转型社会中的反映，体现为既是对过去社会心理的部分承继，也混杂有未来社会心理的道德萌芽；既对过去政治价值观存有幻想，又对未来政治价值观抱有憧憬。在既左又右、既前又后的政治价值观摇摆中，政治焦虑者往往采取不定向选择，政治迷失感由此产生。转型社会中的光怪陆离的泛思潮现象，是政治迷失感的现实表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共识，是对政治迷失感的矫治，也呼应了底层政治群体对公共权利的诉求，同时也回应了政治焦虑的泛思潮化挑战。

第二，群体极化趋势。从政治焦虑引发的后果看，政治焦虑常常导致“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弗兰佐的观点，群体极化是群体通过讨论而对成员已有观点的增强或夸大效应。[2]R316人类的合群本能从原始意义上就具有排斥性，使得合群集体不能很好地开放系统以获得外界彼此交流的信息，最终群体成员因判断外界信息失误导致慢慢采取更为极端的决定。一项对世界上恐怖主义组织的分析发现，这些组织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地也变得越来越极端。相对来说，由于他们无法接触那些保持温和观点的人，恐怖主义成员在相互的交流中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一旦政治焦虑的气压无处释放时，政治孤独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累积。合群本性驱使这些政治焦虑人士努力寻找与自己心理相像的社会聚集体，在彼此吸引和相互宽慰的“群思”中，往往形成群体行为或者集体行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涉法涉诉过程中造成的群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闹访等事件，若不问根源性原因，则是基层政治焦虑无处释放和群体极化趋势的具体表现。

第三，隐蔽式“暴力”寻租。泛思潮化的功能将政治焦虑慢慢发酵为群体极化趋势，群体极化在时空迷失感的催化作用下，自身会摒除一切温和方法的泄愤渠道，转而寻租较为隐蔽的“暴力”途径。心理学家吉布森（E.J.Gibson）的实验表明：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中，存有一种自我修复的“合理化”倾向，即剔除一些自我认知的“不合理”材料，而补入“合理的”或者“可能的”解释。现实的政治氛围，一旦不能在个人的心理承受上得到圆满的认同，为了剔除备受煎熬的“不合理”的政治压抑，积极寻找“合理化”释放渠道，将是人们获得心理满足的有效途径。“暴力”寻租决不是政治焦虑的必然选择，但却是无奈之下的最佳选择。比如，“瓮安事件”暴露出的底层政治焦虑具有代表性，它是民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反馈，诉求渠道严重堵塞，诉求结果极度失望的综合产物，泄愤和嫉世就成为“法不责众”的心理选择，打砸抢烧带有“公”字单位的财物，成为彼时“群体迷思”的合理解释。深挖细究，则是民众以政治焦虑的形式否定地方当局苦心经营的“政府公信”堤坝。民无信不立，党无信不存，国无信不强。

二、政治焦虑的原因分析

第一，政治盔甲是产生政治焦虑的重要因素。政治盔甲的定义，类似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的“性格盔甲”。性格盔甲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是个殊人体的自然冲动与社会挫折相互冲突的长期产物，是自我对本我及外部世界的反应样式。政治盔甲是复合概念，是政治张力的需求与社会空间的供给之间矛盾关系的产物，是政治群体在政治实践中所共同具有和必须遵守的政治无意识。所谓政治无意识，类似于时下流行的官场潜规则。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轨、文化的转制，给予既有政治盔甲的空间越来越小，而隐匿在盔甲鳞片背后的政治利益，却始终按照政治盔甲既有的模式驱动政治个体按照所要求的方式去最大限度地攫取。现实空间的挤压和追求利益的内生性交织融合在一起，不断卸甲着政治利益，导致附着在政治盔甲上的政治鳞片，面临着被渐次“刀刮”的危险。

但凡卷入政治盔甲的政治个体，很快被同化，即便窥见其中的官僚弊端，也很难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运作体制，所做的只有两个选择：服从政治盔甲的强制性或者被作为“异端”踢出官僚政治的圈子。亚里士多德宣称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暗含了人类政治谱系发展犹如哺乳动物建立“优势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一样。但这种将动物群居理论嫁接入人类政治的伟大表述，却遇到政治群体分裂和挑战权威的质疑。政治心理学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表明，墨守成规地服从权威是多数人的选择。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Lrving Janis）同样发现：同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定的，许多人偏好于“群思”（groupthink），并倾向于忽视那些并不因循守旧的“制造麻烦者”的建议。[3]R10政治盔甲要求政治个体遵从业已形成的政治无意识，而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却不断否定政治个体的旧有性格。于是，政治个体被迫在政治盔甲的解构或延续中作出二选一的抉择，既有对政治前途的担心，也有对既往政治利益的回味，政治焦虑由此诞生。

第二，交换逻辑的位移。依附于政治盔甲的交换逻辑，因其位移则进一步催生政治焦虑。政治盔甲掩盖下的交换逻辑，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交换，是将政治作为交换的工具，目的是谋取政治本身及其衍生利益。交换逻辑的起点是“利益”，归宿点也是“利益”，既包括有形利益也包括无形利益。从利益分化而出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主要指意识形态利益），是交换逻辑始终围绕的三个中心圆点，但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以政治利益为核心。这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不相符合。这是因为，官僚政治的触角早已深入了布衣百姓的生活圈子，如地租、契税、征兵、打仗、上学、就业、医疗等等，都成为广大民众直接感受的对象性存在。清朝晚期的政治求变也许能说明这个道理，“洋务派”的地主阶级自救行动、“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清末“新政”的失败，众多原因之一就是不触动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在形式上就必须表现为政治统治权的获得，否则“推翻”就是海市蜃楼的理想国，即便推翻“三座大山”的最终目的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道路。

但是，全球化形成的地球村观念，网络互联形成的虚拟社区观念，市场经济形成的经济人观念，迫使官僚政治交换逻辑的重心不得不发生转移——从偏重政治利益向偏重经济利益转化，谁转化的快谁就适应时代的发展，谁转化的慢谁就滞后时代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的不充分过程中，计划体制下的政治集中传统以社会遗传的方式将其残留物传递给未来，这些政治残留物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已经没有继续生存的动力，但它仍然会以政治惯性的形式拘囚锢蔽在某些精英头脑。现代化的生产力需要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制，扑灭政治残留物的障碍是新的生产方式继续发展的前提。虽然官僚政治与文明政治格格不入，但它会吸入某些新成分，“把原来的传统形态复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曾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4]R28尤其那些“官商不分”的领域，既巴望着政治利益的攫取又巴望着经济利益的获得，这种“两头同吃”的畸形变态政治心理，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性宗旨的体现，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两头同吃”，已经大大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势必成为“革命”的对象，也势必引起官僚政治的不安和焦虑。

第三，政治紧张是政治焦虑的重要导源体。官僚政治的政治紧张，大多发生在官僚政治自身与外在关系之间的张力出现了错位，一般表现在：官僚政治的合法性在现代民主化进程前的基础薄弱；官僚压抑与民众“有言的反抗”的潜在可能性；政治体制有效性的弱化；统治阶层内部职能分工和权力分配之间的摩擦和冲突。[5]官僚政治的紧张直接导致了官僚政治的脆弱性，这使得官僚政治不得不向往民主政治，但官僚政治本身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的生长因子，又诱使官僚政治舍不得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体制，既想迈出门槛又将双脚缩回，官僚政治由此陷入自身逻辑无法克服的困境，二律背反和政治焦虑是官僚政治始终舍弃不掉的阴影。作为克服官僚政治紧张的措施，自我防御理论走向了前台。官僚政治的自我防御，是指官僚政治对影响和干扰其政治运行所产生的应激性反应，是官僚政治剔除障碍和恢复平衡的一种自我保护。[6]

官僚政治的自我组织防御，常常采用的手段是设置严格有序的科层，依据功能专门化的要求完成自我救赎。比如，韦伯、Carl.J.Fried Rich、Richardh.D.Hall、Ferrel Heady，以及奥德尼尔和金浩镇都持这种观点。官僚政治的统治意愿之所以能够迅速从塔尖传递到底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层制的集中动员和严密掌控，科层制对于稳定政治体制有着正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僚科层制的完美无缺。正如英国学者贲思（Burns）和斯道克（Stalker）所指出的那样，“在宽泛的意义上，机械性的管理系统的结构与韦伯的官僚组织相类似，最适合于稳定的、不变的任务。”[7]R141然而，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面前，预设一种与官僚科层制相配套的稳固静止条件，与莫尔的乌托邦大同小异。

官僚政治的自我组织防御，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积淀，会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它通常竭力采取系统内外认可的方法和步骤，来维护政治文化的正统性与合理性。官僚政治常常借用暴力工具建立符合自身利益集团的生产关系，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开路先锋。比如，封建社会里的官僚政治之所以具有长久的延续性，直接得益于它所借用的三大杠杆的支撑。一是经济领域的两税制；二是政治领域的科举制；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儒学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卷入封建的泱泱大国，天朝帝国的美梦还不至于很快破灭。问题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官僚政治变革的方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需要一种系统内的封闭式政治管理模式，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对于管理松散的小生产方式而言，是相对有效的，符合了那一阶段历史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要求官僚政治及时转向现代民主政治，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要放权于社会。那些还徜徉在官僚政治里的精英们，如果不能顺应现代政治文明之潮流，迟早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当年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争，其核心焦点在于是否同意以革命暴力的形式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实现现代民主政治。官僚政治在随机变量和绝对变化的客观世界里，显露出僵化的缺陷，这与官僚人格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并成为官僚政治焦虑的内生要因。

第四，政治人格的变异是产生政治焦虑的内生因素。组织人格理论（the organizational personality theory）是官僚制组织研究中十分流行的分析方法，历经若干世纪之后逐渐发展为具有定向性的官僚人格理论。在这方面，默顿（Merton）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他的要言不烦的官僚人格分析框架，大致可用下图展示：

这里似乎是逻辑上的悖论，忠诚可靠的下属竟然导致了政治无效率化。实际上，并不是下属的忠诚出了问题，而是与官僚科层制的游戏规则缺少灵活性直接相关。默顿认为，官僚政治严重依赖规则，而这些规则恰好保护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规则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职员，任何可能触动规则的举动都被视为“不合群”。 任何可能伤害政治盔甲的举动，都可能被它们强大的政治惯性裹挟其中，“异端”常常是官僚政治自我组织防御的首要敌人，也是它们动辄就铲除敌对力量的借口。但是，“如果培养了过分顺从的下属，会导致严重的问题。拥有不愿意受到正式规则过度约束的官僚，是有好处的。而且，下属会反对过于形式化，因此可以说，他们会努力避免成为官僚人格。”[7]R174

 问题在于，政治官僚制甄选职员的首要条件是忠诚可靠。所以，即便个别极其优秀但不符合官僚人格的职员也会很快被淘汰，官僚政治的队伍大多是清一色的唯上、唯规则。默顿的官僚人格理论由此陷入了困境。但是，默顿的分析理路却提供了新的分析方向：规则的改动会引起官僚人格的不适应变化，甚至产生政治焦虑。不断前进的时代以强制性方式将新的规则嵌入官僚政治中，或者将原先的规则深刻改变和撕成碎片，千篇一律的官僚人格一时跟不上时代脉搏，就会质疑新规则，或者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政党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等，在触及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会使他们对政治前途产生迷茫感，由此引起部分人的政治焦虑，这完全是政治人格不能适应新规则而引起的。

第五，政治生态的解构是政治焦虑的催化剂。政治生态结构，是政治制度的外延和扩展。一般说来，稳定的政治生态结构，可以说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如果政治生态结构遭到解构或破坏，会直接影响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如果政治生态结构与政治制度之间尚未产生结构性的扭曲，这说明政治生态与政治制度是合体的、互补的。政治生态结构基本上围绕功利最大化、政治偏好、非程序化决策、权力中心等而形成。如果功利最大化没有实现、政治偏好发生了改变、非程序化决策遇到了困难、权力中心发生了位移，那么，政治结构的原生形态将发生不可预知的改变。这些改变将会按照一定的顺序渐次传导或者直接产生爆发式突变，进而撼动活跃其中的政治人物的人格。因此，当政治生态结构遭到挑战时，因挑战而产生的焦虑会以政治传导的方式在官僚政治生态结构中弥漫扩散，外来的挑战和内生的政治焦虑都会对政治生态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生态结构与辖区内的人口结构有着重要关系，虽然人口结构特质对政治生态结构不起必然的决定性作用，却是政治生态结构必须关注的重要因素，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尤为重要。比如，丁仁方（台湾）在《南台湾的人口结构与政治生态》一文中认为：民进党在南台湾掌握的是上层政治的结构优势，并未掌握到下层政治的结构优势。国民党掌握下层政治结构的问题，部分也与人口结构有关。从南台湾的人口密度、都会化、教育程度、族群比例等结构特质上分析，他认为只要采取了适当的政治动员，就可以化人口结构为政治生态结构的优势。[8]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的选举问题上，正在逐步改变原先不合理的城乡选举比例构成，逐步实现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中共稳定政治生态结构的明智之举，也是消弭底层政治焦虑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六，虚拟网络的不适是政治焦虑的外生物。虚拟政治是伴随着网络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的特点是政治活动方式隐蔽、政治组织分布松散、政治流通渠道顺畅、政治实践随意性强、政治意图不易觉察，等等。在虚拟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组建国家、政党、军队、法庭，也可以肆意破坏别的国家和政党，甚至可以对别的国家和个人发动网络暴政。一个鼠标可以决定选举的成败，一个键盘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网络上以“还权于民”著称的“直接民主协会”（ Direct Democracy，简称DD）就是民主政治在虚拟世界的反映。为了有别于现实的官僚科层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克里斯·安塞尔则提出了以扁平状信息传递为特征的网络化政体（the Networked Polity）。[9]这说明，虚拟政治并不“虚拟”，它是现实社会中实体政治在虚拟空间的反映。从反映性质看，有正面反映和反面反映之分。正面反映是指虚拟政治正确反映了实体政治的本质，对政治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反面反映是指虚拟政治歪曲反映了实体政治的本来面目，对政治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至于反作用的大小和范围，取决于虚拟政治的发动规模和影响力。

社会心理学中的“和群”理论告诉我们：孤独感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而在群类中获得满足则是人类祛除孤独感的职能之一。由此，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认为合群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的基本特征是：离群产生的孤独感使人类焦虑不安，入群则痛苦平息和使其满足。这似乎可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心理症结。现实生活中的个殊人体，若实体政治氛围不允许其政治焦虑的外泄，寻找虚拟网络的“类群”就成为他排除政治孤独感的最佳选择，一旦网络空间为他提供了一条可以排泄的流渠（如BBS,微薄，博客，播客，即时通讯，等等），他会以放大夸张的形式毫不犹豫地将政治焦虑传播出去，以获得虚拟“类群”的认同和回应，继而平息痛苦和获得满足。而为了求得情感满足或者心理补偿，处于焦虑状态的人们会将自我陶醉的想象中的事实作为事实传播出去，并以此为快。网络上充斥的政治流言，与这种仅凭欲望而产生的“梦笛”现象（即心理学中的空想式谣言）不无关系。如果网络上有与他类似的政治焦虑的游客，也会迅速加入“类群”壮大声威，并且常常夸张回应，以便引起“惺惺相惜”网友的高度重视。“这类集聚表现出更大的狂热，比仅仅无目的聚集在街道上更能彻底地满足合群本能，因为这时所有的人同时关心同一事物，同时被同一种情绪所感染，同时呐喊和鼓掌助威。……即使是有修养的人也不能抵御这种群体的狂热。”[10]R43

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政治宣传和政治表白，使人眼花缭乱又极易盲从。实际上，通过互联网影响别国的政治活动，早已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娴熟运用。世界各国已经注意到虚拟政治的无形力量，中国政府也不无例外。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但是，虚拟政治毕竟是个崭新的事物，即便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网络政治的治理依然是个富有挑战的课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政治“来去无踪”的形式和“地动山摇”的影响力，常常让执政当局头疼不已。据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同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有的担心个人隐私被曝光，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有的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11]由于虚拟政治的不可预知性，加之它的发酵效应，许多官员将之为洪水猛兽。比如，2008年岁末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可以说，因虚拟政治不适而产生的焦虑，将随着网络的发展表现出新的形式。

三、政治幸福指数的增长

消除政治焦虑，方法措施很多。一些学者提出的“安全阀”、“缓冲带”、“代言人”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却也带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在中国，上至官僚政治焦虑，下至底层政治焦虑，都与平民布衣息息相关；不管是实体政治还是虚拟政治，都涉及万千百姓的切身利益。政治焦虑的治标兼治，必须从政治文明的视角，从如何处理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入手，即实事求是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焦虑的另一面是政治幸福指数的增长。政治幸福指数的提高，意味着政治焦虑的渐次消除。政治幸福指数虽然还是个尚未达成共识的概念，但它必然地包括政治参与质量的高低、政治流通渠道的顺畅与否、政治心理调试的科学与否、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等等。

其一：政治参与的合理有序。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简单地说，就是参与主体通过一定途径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发展或改变政治氛围的活动。政治参与主体，无论是宏观上的政党、中观上的社团，还是微观上的个人，都带有明显的政治价值倾向。构建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秩序，是引导不同倾向的政治价值观回归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前提，这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流政治价值观的积极培育，涵盖了执政理念、政党文化、政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现代民主化浪潮下，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出了新要求；二是非主流政治价值观的科学引导，形成共同的社会思想共识。倡导积极的政治价值观、鞭策落后的政治价值观、反对错误的政治价值观、抵御腐朽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在主流政治价值观和非主流政治价值观之间形成结构合理、秩序井然的参与图景，牢牢掌控政治参与的主动权，防止非主流政治价值观取代主流政治价值观，同时充分发挥非主流政治价值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加强对政治参与的依法保护和依法监督，防止出现政治淡漠和心理卷入行为（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参与主体对于政治事务的认知水平，常作为消极概念使用）。在我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视，对立法问题的重视，对政党制度问题的重视，对基层政治问题的重视，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渐呈缓慢升温之势。其二：政治流通的顺畅多样。按照王长江的观点，政治流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政治运行下的政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内的流通过程。[12]政治流通显然包括两个极其重要的程序：政治信息的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简单政治流通只是政治信息从产生到交换的一次性过程，复杂政治流通则包含了若干政治流通的周期性周转，这就涉及政治流通若干构成要素的合理流动或者流动的多样性问题。政治流通强调流通主体之间通过流通中介的双向互动，顺畅多样的政治流通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从政治信息的生产主体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有顶层的政治信息是流通媒介关注的重点，产生于底层群体的政治信息也同样不容忽视。比如，富士康的“九连跳”和张海超无奈之举的开胸验肺，“我爸是李刚”式的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正逐渐成为坊间布衣政治焦虑的矛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底层政治焦虑旁涉人员众多，影响很大，加之底层政治极易被煽动利用，如果缺失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发生政治决堤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政治决堤不会因为国体“姓资”而偏好，也不会因为国体“姓社”而消失。在我国，底层政治焦虑多数是通过“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排除“群体性事件”本身的法律性质界定，正常事由和非正常事由都可以导致底层政治价值观的决堤。政治流通的渠道，除了党际交往和新媒体运用之外，设置若干社会团体和政治缓冲带，也符合我国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政治流通的双向互动特征，决定了政治流通方式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辩证结合。片面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流通，多给人“宣教”的呆板脸孔；片面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流通，也会造成诉求“正当”的误区。疏通已有流通渠道和开发新的流通渠道，将是政治信息主体身兼传播者和受众者的长久任务。虚拟政治的狂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现实政治流通的堵塞，也警醒执政当局构筑顺畅多样的政治流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三：政治心理的科学调适。当前政治心理的积极主流态势，并不否定一些消极政治心理的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政治认同感的弱化；政治冷漠的蔓延；非制度参与心理的滋长。这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价值观的冲突导致社会结构的离散，政治参与的滞后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扭曲，政治流通的不畅导致逆社会思潮泛起。政治心理是测量社会政治变革的“晴雨表”和“感应器”，传递着政治环境的变迁对人们的心理影响程度。政治心理的科学调适，有利于打破基于政治人格而形成的政治盔甲，消除政治孤独感，形成政治和谐心理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为我国公民树立了新的精神文明标杆。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3]R25这是政治心理调适的大处方，也是矫治政治焦虑的良药，但最根本的还是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改革成果的人民共享。此外，政治心理的纾解，也有赖于焦虑者自身的调适。

其四，社会保障体系的科学构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急剧变化，在收获社会财富极大积累的同时，也付出了速度代价，其中之一是急速的社会转型带给人们多元选择和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人们普遍在竞争和不确定性压力面前无所适从，“上学难”、“就业难”、“就医难”、“买房难”等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军转干问题、城乡残疾人群体保障问题等等，已经成为社会焦虑的催化剂。政府应当承担破解社会焦虑的责任，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责无旁贷，既要结束那种低工资、低福利的发展模式，也要控制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温家宝在2010年2月4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保障不仅是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的重要保证，而且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基本建立，但发展很不平衡，农村滞后于城市、农业滞后于工业、农民滞后于市民、西部滞后于东部；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虽不断扩大，但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基金统筹层次较低。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14]R39的社会保障大格局，这对消除贫富不均、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文明、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使人们享受“有尊严的幸福”，消弭内心的焦虑，提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现代化建设的信心，是政府的分内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