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刘长军

（铁道部党校 北京100088）

摘要：时间序列与时势任务的交错跌加，丰富了时代化的内涵，四大属性的客观存在，规制着时代化的研究路向；“时代疏离症”的非正常状态，警醒政党必须正视时代问题，形成科学的时代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地走向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时代化；内涵；时代疏离症；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随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理论界掀起了一波“时代化”研究的热潮，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研究中出现了就甲说甲，倚乙说乙的理论趋势。。对于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何谓“时代化”？其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如何把握时代化的基本属性？时代化与政党的关系如何？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何关联，等等问题。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

一、时代化的内涵

从修辞上考察，“化”即样子或模式之意。“时代化”最通俗地讲，就是时代的样式或者时代的模样，这是直观感性的回答。如果时代化不能展现时代的样式，或者不能阐释时代的模样，则“时代化”为伪命题。这是时代化概念的基础层面。由于政治立场和研究视野的差异，对于“时代的模样”的把握也会出现偏差，导致不同“时代观”的出场。以第二国际为例，人类社会自发地从自由竞争转变到垄断独占的时代是客观趋势，由于对时代转型的不同认识，产生了激烈的理论争执，形成了左派阵营和修正主义阵营。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变化的时代面前，要完善和丰富；另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应时代的变化，需要进行彻底的修正。

时代化是个复合概念，是纵向时间和横向时务的立体融合。纵向看，时代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学术界常见的“大时代”或者“小时代”的划分，即为此意。时代的“大”或“小”，除了时间维度的长短之外，还应当从时代的横截面考察。从横截面考察，时代除了具有时间属性之外，还表示与时间相伴随的时务和时势，也即时代面临的任务、重任，由此引出对时代主题的分析和时代使命的把握。这个时候，时代背景对于时代的“大”或“小”的影响就十分明显了。比如，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丰富了时代的内涵。相比于原始社会的漫长，人们更愿意谈论当今的时代，即便全球化时代的时间跨度远远不及原始社会。时务强调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但与时代主题不同。比如中共曲折九十年的发展，时代赋予它的使命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时势与时代主题有相似之处，强调时代的背景和时代的主旋律。比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时势的表现形式之一。

时代本身是客观的，但时代的研究却是主观的，这就出现了主客之间的辩证关联。时代的不可移易性，并不排除研究者主观认识的多元性。比如，以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来划分，可有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之分；以科技发展来划分，有渔猎社会时代、农业社会时代、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社会时代之别；以历史发展的主题来划分，有“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和平与发展”时代，等等。这说明，时代化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人们时代意识的主观自觉。

从社会现实看，“时代”概念的争议并不代表时代内涵的不确定性，既定的时代，除了具有一定的样式外，还都有自己的内涵和精华。作为理论提升的“时代化”必须反映时代的内涵和时代的精华。否则，“时代化”就呈粗浅之态。如，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定义为“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就是以形式主义手法抹杀了问题的本质。时代的内涵和精华决不是指时间的先后序列，而是指反映时代发展规律，体现时代发展趋势的内在的、固有的、本质的联系。

总之，从最一般的概念上看，时代化的内涵是指反映时代发展趋势、体现时代发展规律、表征时代精华的模式。这个“模式”或指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或指实践探索，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道路”模式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建设道路”模式。时代化的外延则是指顺应时代潮流的时务和时势，也指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纵横维度的结合，构成时代化完整的概念。

二、时代化的基本属性

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时代化，可以厘出若干的属性，有些是从地域空间来理解，有些是从时间维度来解读，有些是从实践理性来分析。但是，无论从哪些视域来研究时代化，中性化、历史属性、理论属性和实践性，构成了时代化的基本属性。

中性化是时代化的外在属性。时代化本身并不包含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它不能体现情感色彩的特殊倾向。任何人都可以讲“时代化”。笼统地讲“时代化”是否科学、是否合理，在研究方法上就值得商榷。但是，研究时代化，常常涉及具体领域的时代化，比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思维方式时代化等等。由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立场观点的不同，导致同一领域的不同的时代观，就出现了价值判断的纷争。这个时候，时代化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褒贬之色。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科学”的命题。但是，研究具体领域的时代化，并不能代替时代化本身的不偏不倚。

历史属性是时代化的内在属性。社会历史的变迁，赋予不同时代以丰富的内涵。社会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时代发展史的特性，形成了历史的积淀和总结。沿着历史长河的时间顺序，时代化不断地完成了和完成着历史的任务——总结经验和反思教训，以便面向未来，引领风尚。无论什么领域的时代化，如果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能应对历史发展的挑战，那么，该种时代化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时代化是在解读历史，把握历史，引领历史的过程中发展的，历史属性是内在于时代化的，是它与生俱来、天生具有的东西。因此，讲时代化，就必须讲历史观，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化。

理论属性是时代化的重要属性。时代的“化”和“化”的时代之间的辩证互动，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提升。通过科学的理论提升，将对时代零散的认识，升华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理论体系。时代化概念的引申含义之一，就是关于时代的认识、论断、观点等等。在理论属性的关照下，时代化方显丰满和圆润。没有理论阐释的时代化，是干瘪枯燥的，没有生机和活力。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用新鲜的语言来阐释和解读。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理论来阐释。

实践性是时代化的最高属性。表面上看，时代化是个理论命题，实际上却是实践命题。理论生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来源。社会实践是时代化理论的酵母和营养地，作为理论范畴的时代化，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脱离了如火如荼的社会实践，时代化将淹没于无人问津的冷宫。时代化理论的背后，是如何完成时代化的任务，如何应对时代化的挑战，如何探索新的时代道路，等等。作为理论论域的时代化，只是停留在认识世界的逻辑层面，其深层次含义要求进一步地改造世界，即实践。改造世界的实践是时代化的目的，也是研究时代化的归宿点。单纯从文本到文本的时代化梳理，只能给人空疏的形而上学印象。

中性化、历史属性、理论属性、实践性，构成了时代化的基本属性，但它们的分量却不相同。实践性是时代化的最重要的属性，也是其他属性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理论的诞生地。当然，时代化还具有其他属性，但基本的属性不能少了这四个。四大属性的客观存在，规制着时代化研究的路向，也提供了时代化研究的质料。

三、时代化与政党

时代化与政党的关系十分密切。政党的核心含义，就是根据时势的发展变化，采取一定的措施，争取执政或者完成执政使命。对于时代判断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政党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命运。政党关于时代的系统的认识，形成该政党的“时代化”的观点。

第一，政党离不开时代，时代影响了政党。政党是在时代中诞生的，是时代的产儿，是时代的镜子。政党的原生形态映照出时代背景和时势面貌，政党的面目上带有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一般通过政党的党章和纲领体现出来。时代发展变化了，政党的章程和纲领一般也要发生变化，从这些变化的章程和纲领中，也可窥见时代变迁的斑点。时代影响政党的结果，大致两个。一是时代变化下的政党灭亡；二是时代变迁下的政党变革。前者的影响对于具体政党来说是消极的，但对于符合时代要求的政党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干扰因素的排除，可以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政党之所以灭亡，在于政党不适应变化的时代，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不思进取，僵化保守，苏共倒台即为史例。后者的影响恰似“催化剂”，催促着政党不断变革和完善，否则就有出局的危险。加强政党体制改革，适应全球化的挑战，是当前多国政党的必然要务。

科学地判断时代，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没有天生执政的政党，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政党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提出自己的政党纲领，制定因时制宜的方针政策，最终实现政治地位的翻身解放。比如，在思潮龙杂的1920年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潮流，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产国际的帮助下，勇敢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召聚了广大民众，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政党的方针政策，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制定了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将中国逐步带向了国富民强的和谐社会。

从理论上讲，同一时代下，众多政党都愿意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但是，哪个政党能够完成历史使命，要看该政党是否能够科学地判断时代，看该政党的理念是否与时代脉搏步调一致。20世纪初的中国，党派、团体林立杂生，思潮跌宕起伏，但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无政府主义退场了，民主社会主义投降了，其他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也被淘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受了时代的考验，经受了其他社会思潮的攻击，以“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和资产阶级，没有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纲领，没有举起符合时代潮流的理论旗帜，只有中国共产党高高地将“主义”书写在旗帜上，最终完成了历史使命和政治夙愿。实践证明，不是政党不愿意承担时代使命，而是有些政党无力承担历史使命，虽然原因复杂，但不能科学地认识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却是重要之因。

第二，政党与时代的变异体——时代疏离症。政党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个历史的过程，是从作为“符号”的政党来讲的。也就是说，只要政党顺应了时代之潮，则政党就健康发展，否则就病态百出，甚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就具体政党而言，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或许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这时的政党，生命力就旺盛。但如果它不能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新的时势任务的挑战下，该政党就必然退出历史舞台。适应与不适应，并非从一而终的历史宿命，它们都是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政党与时代的关系虽然密切，却不是如影随形地粘连一体。某个时期，政党可能产生“时代疏离症”。

“时代疏离症”的典型特点是政党的思维方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用“前时代”的运作体制来应对“后时代”的挑战和困难。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教训，这种继续用不停歇的政治运动的运作模式来管理新中国，是对时代所需求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而不见。“时代疏离症”的持续发展，除了造成人们日渐倦怠之外，还使政党的威信江河日下，长此以往，党将不党。

“时代疏离症”是政党存在的非正常状态，它是相对于政党与时代激情高涨的关系而言的，是政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下的时代认同感的缺失，是政党对时代的敬而远之或者漠不关心。疏离了时代，也就疏离了时代重任，原本激越人心、昂扬向上的政党，就逐渐失去了时代气息，变得暮气沉沉，起不到凝聚民心、提升民力、激扬民智的作用。苏共倒台的教训，时刻警醒人们关注时代变化的重要性，关注时代任务的重要性。

医治“时代疏离症”，有几个药方值得注意。一是主题“药方”，这是医治“时代疏离症”的引药。掌握了时代主题，就将政党与时代的关系拉近了一大步，政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围绕时代主题大干一场，可以开足马力弹奏时代需要的主旋律。二是任务“药方”，这是医治“时代疏离症”的主药。时代主题决定了政党的时代任务，也就是政党身上所承担的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影响着人们对于政党的信任度。三是背景“药方”，这是医治“时代疏离症”的补药。同一时代主题下的时代背景可能有所差异，时代主题是贯穿时代发展的主线，时代背景则是围绕时代主题的圆月和阙月，它不脱离时代主题，但或阴或晴。利用好时代背景，可以转阴为晴，拉扯政党与时代回归到理性状态。利用不好时代背景，可能转晴为阴，弄巧成拙，疏离政党与时代的关系。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实际上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误判。

四、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于时代化研究的广度和宽度，体现为将时代化与大众化、中国化、民族化糅合研究，将时代化与社会发展的逻辑结合研究，将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研究。在促进研究纵深的同时，当前研究也暴露了薄弱环节——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共产党的曲折九十年，就是中共思想界不断祛魅求真的过程。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逐渐从不成熟、不完善发展到逐步的成熟和完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理论结晶，就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时代的产物。

从理论成果看，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一脉相承的理论旗帜，先有马克思主义旗帜，列宁主义旗帜，后有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理论旗帜，等等。旗帜的先后变迁，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思想画卷。不同的理论成果都是时代的升华和总结，都是中共解释时代、认识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不但以时代之点为界限，而且将理论结晶的侧重点放置到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之下。

从理论论域看，中共的理论论域体现在耳熟能详的几大问题，即“什么是革命，怎样开展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根脉相继的理论论域，既浑然一体，又各有侧重，对应于不同时代背景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从实践道路看，中共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的前进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实践探索的开拓，也是中共马克思主义观成熟的标志，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适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且将中共马克思主义观导向渐入佳境的良性循环。

而在“结合”问题上，中共马克思主义观更是强烈地关照时代的要求。如果从建党之前李大钊首倡的“结合”问题算起，中共的结合思想已历经92年。从理论主线上看，“结合”思想在1978年之前，更多地体现为“中国化”一枝独秀。十一届三中之后，中共关于“结合”问题的认识，从一元发展为多元，从结合中国发展到结合时代，从结合空间发展到结合时间，从一个“结合”发展为十个“结合”。①

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关系，是个系统的大课题。如何从时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如何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角度来判定中共时代观的前后演变？这些尚未开垦的理论沃土，任务艰巨，使命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