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一、难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行程中，当代中国遇到的最难的难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因为如习近平指出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趋势和发展的方向，但社会主义从理论的提出到现实的实践进程，始终贯穿着怎样创建和治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并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来的列宁虽然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七年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经验，在其生前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计，而且在初步探索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国家治理的政策措施，但是列宁毕竟过早辞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认真总结，寻找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其后的苏联，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政治上过分集权，党政不分，缺乏监督，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官僚主义盛行，形成了“苏联模式”，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曾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虽然很快发现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探索中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受到“左”的影响，犯了超越阶段发展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总体上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找到一种能够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命题。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又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深化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毫无疑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形成和深入展开，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重大问题的回答和破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在，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要回答“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的重大问题，这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二、重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然我们遇到的最难的难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强大就在于制度的强大，很显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就在于加强国家制度建设。

早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在制度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对于通过改革何时健全完善中国的国家制度，邓小平在1992年也作出了明确的预测和要求，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现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和愿景，已经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继承和付诸实施。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强调了“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确立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这个总体目标就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问题，必须选择制度改革的路径。在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到了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还是这样的道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必须从全面深化改革着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这项工程，极为宏大且错综复杂，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也是各领域改革推进的联动和集成，它必然形成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发展大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问题，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所建立的制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可以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的经验。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2]

三、特点

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自身发展的国情、政情、社情、民情和党情的基础，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就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大特点。

习近平指出：“我们说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3]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坚持并要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最本质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治国理政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强调和突出党的领导，不等于党的领导就是一切，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还必须明确实施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这和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一般地只提治理，甚至在治理中还要极力排斥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大不相同。在实现有效治理方面，中国当前必须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向来不足。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主体之一的中国各级政府，必须负起重大责任和作用。中国各级政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有效的政府治理”。不能把政府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更不能把政府淡化、边缘化。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4]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这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只有坚持了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并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同治理。

四、优点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相比较于西方国家的治理，具有怎样的长处呢？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具有四大优点，即保持社会稳定，治理效率更高，人民权利实在，执政团队卓越。

——保持社会稳定。西方民主治理的一个典型做法就是，搞一人一票的竞争普选。这极易导致民众对立、社会分裂。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公民也有较优良的民主素质，一般来说也还过得去，但这几年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西式民主治理这一套一旦移植到不发达国家，更会造成血与火的灾难。事实已经证明，在不发达国家推行西式民主治理，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西式民主治理拯救不了世界。自新世纪初以来特别在2010年后，尝试实行西式民主治理的埃及、利比亚、乌克兰、泰国、叙利亚等国都接连发生了分裂动荡。对此，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着西方的民主治理，显得十分的冷静、清醒，我们坚持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绝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5]中国现在只在村、乡和城镇社区的基层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民主选举，也不搞全国性的一人一票的普选。而无论是直接民主选举还是间接民主选举，中国也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选举。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和共产党形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和共产党一道为中国式民主治理的发展建言献策、出力使劲。中国实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作用；既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既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又贯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所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那样，为了争夺执政地位而彼此对立，互相倾轧，从而有力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治理效率更高。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效率十分低下。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治理效率，指出现代民主体制要与三组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福山之所以提出问责机制，就是强调国家治理需要效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制之下，中国的党委制、人大制度和政府的责任制，都保证了效率。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6]邓小平还对国家治理的好坏提出三条标准：“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7]

——人民权利实在。西式民主治理只讲公民的投票权利，而忽视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权利，选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从这样的实际情况看，西式民主治理不过是徒具形式、内容空空而已。而中国的国家治理赋予人民真实的民主权利，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8]中国的国家治理通过协商民主这样的独特的、独有的和独到的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把人民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涵盖进来、包容起来、动员开来，有效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

——执政团队卓越。西方式民主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者，只要口才好、能言善辩，提出的政纲能吸引眼球，拥有选举的金钱财富资源，尽管没有什么执政经验，也能上台，但治国能力和水平就不好保证了。而在中国，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领导者，往往要从基层历练起，经过层层筛选，因而治国理政能力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执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要求千千万万的党的干部，增强“八大本领”，即增强学习本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每个领导者都要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拥有卓越的执政能力。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72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106页。

[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4]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