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明博士论文《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4年第9期发表
信息来源: 作者: 发表时间:2014-10-21 阅读次数:
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铁道党校 邱少明
摘 要:当下,我们必须矢志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中国转向:一要聚焦人类共性问题尤其是民生福祉研究,二要永葆开放性、兼容性,三要注重对话性、引领性,四要彰显交锋性、批判性。
关键词: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话语霸权阴魂不散,遏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声,消解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致使全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时“不在场”而深具“失语症”风险。当下,我们必须矢志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中国转向。
一、聚焦人类共性问题尤其是民生福祉研究
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以个性化的话语体系组织、析论全球共有的数据、材料,于本质性问题上给予世人更深刻的解读,将自己独特的国家、社会、政党建设经验凝练为人类普遍性的概念范畴、知识体系、理论范式,在全球共同面对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亮出中国方案。今后,之于人类共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于以下两个维度再求索。第一,重新思考目前人类面临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性的重大问题,通过回应、解答,厘定当下今后人类新的文明标准、发展原则和努力愿景。比如,世界和人类何以走到今天;眼下的世界和人类遭遇了哪些问题,该向什么方向走,实践进路是什么;当前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决定各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津梁是什么;国际政治能否跳出战争的历史周期律;世界经济能否规避循环性经济危机风险;中国探寻的“和平发展”之路能否于“地球村”生根开花。第二,打造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人类共性问题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方面的核心概念有三条生成路径:一是重新阐释既有概念,比如盛行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法治等;二是深入挖掘既有但未被重视的概念,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亚洲体系、政治哲学中的公私关系、决策中的票决制等;三是基于中国实践亮出新概念,比如和谐世界、协商式民主、互利共生、党代表任期制、扩展的熟人社会等。
今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尤须关注全球社会发展和广大民众生活,以优化话语内容。“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马克思曾深刻断言,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3]列宁当年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时一直叮嘱万不能拒斥个人利益,谆谆告诫大家要尊重、满足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他曾告诫苏联各级领导干部:过去“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4]。所以,之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立足于世界差异性社会发展实情,满足民众合理的多样化利益诉求。其次,必须回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增强其对现实问题的涵盖性、说服力与解释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普通民众“立言”、“执言”的契合性、有力性、有效性;另一方面,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充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二、永葆开放性、兼容性
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欲赢得国际话语权,就必须恪守开放性,以恢宏的历史视野和全球维度来运思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重大课题,给出建设性的回答。这需要从全球复杂、剧烈的变化现象中,透视世界发展的深层本质和变化大势;需要从世界不同文明的历史变迁中,揭示民族兴衰的客观规律。毋庸置疑,如果某一意识形态的建设夜郎自大,势必使自身囿于狭隘的视野而坐井观天,就无法对世界的发展实情、历史走势科学研判,因而也就不可能于世界范围内产生向心力、影响力、穿透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始终坚持以深邃的开放性眼光洞察全球大势,积极、主动、持久地融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比如,着力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反恐、生态呵护、反核扩散、消除贫困、贸易自由化、人道主义援助、减排、禁毒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有所作为。
目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圭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扩展自身的兼容性,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挑战和时代课题。正如习近平同志2009年在出席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言:“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5]今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主动融入、积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这就需要,一是彻底摒弃1978年之前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极端思维、线性思维,避免搞意识形态对抗;二是应恪守“和而不同”、“为我所用”、“扬弃”的精神来对待包括资本主义在内所有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并客观分析、批判其糟粕。
三、注重对话性、引领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高度重视全球领域“三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意识形态各种形式之间、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间)对话交流。要搭好多元对话平台,一是用好“官方渠道”。依托联合国对话平台,像联大、联合国成立整十周年纪念会议以及联合国其他国际性会议上,要充分介绍、传播中国内外政策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以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依托国际组织举办的会议、论坛等对话平台,像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峰会(BRICS)、东盟10+3、博鳌亚洲论坛(BFA)、上海合作组织(SCO)等;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地区、组织之间搭建的对话平台,像中欧战略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非合作论坛等。二是借力“民间渠道”(国内外的民意力量)。比如,我们民间对欧美一些囿于偏见、成见的媒体报道所作的强烈反应,显现了中国民间的国际话语权。三是借助国内外非政府组织(NGO)。要加强二者的交流合作,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四是大力提升传播能力。比如,应建设受众数多、信息量大、影响力好、穿透力强的覆盖全球的高质量媒体,进一步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
这些年来,欧美秀出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人道主义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还充斥、活跃于国际社会。众所周知,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思想阵地,其“搏杀”频现“刀光剑影”。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可见,在当今世界,只要能在国际思想、政治、学术、外交等领域中亮出具有引领作用的真理性核心话语或重大论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能在全球掌握话语权优势。新中国诞生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尤其于外交领域,我们一度亮出并建构了蜚声全球的重要话语、论断,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所以,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争取、赢得、扩大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科学分析而提出、建构具有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的重要话语、关键论断,比如,我们一直力倡的国际关系中“竭力谈判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就是很好的探索。
四、彰显交锋性、批判性
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波澜壮阔历程,正是在同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社会思潮的激烈交锋中“做大做强”的。正反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展示了正确的基本理论观点,也凸显了自身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持续的创新活力。很显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仍需努力同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思想观点交锋、论战,以提升理论水平、扩大学术影响。毋庸置疑,在展开思想论战、学术交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恪守两大原则,即“破立结合”与“又团结又斗争”。就是说,要团结那些不影响、不危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主导地位的各种理论,特别要注意对那些包含真理颗粒和积极元素的学术、思想理论加以积极吸收;对那些含有瑕疵和错误倾向的学术、思想理论要加以批评引导;对那些影响甚至损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学术、思想理论则要针锋相对地回击、斗争。
要开展对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当下今后,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态度鲜明地抨击各种错误思潮以及像“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观点,要科学分析、深刻揭示这些错误思潮的真正实质与产生根源,坚决遏制其蔓延、传播之势。当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中要严格注意方式方法,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归属思想认识领域,不能简单生硬地干预、强制,而应借助科学和理性的逻辑。要深度认知,惟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功能,才能真正彰显其对社会现实问题揭示的特殊准确性、对矛盾批判的极其深刻性以及对价值把握的高度科学性。当前,我们要大胆抨击各种挑战,比如,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抨击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恪守普遍性、特殊性有机统一以抨击普世价值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标则以揭露宪政民主的陷阱。马克思曾明确提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3]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9.
[4]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1.
[5]王莉,刘华新.习近平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和中国主宾国活动[N].人民日报,2009-10-14(0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