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观

吴敏燕

（铁道党校 党建和基本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88）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法国吕贝尔较早确定了马克思哲学文本，呈现出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其编著的功过得失有待客观历史的评判。吕贝尔认为《资本论》及手稿既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表达了他独特的哲学看法，主要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实践观思想、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思想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观。从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角度，论述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

关键词：吕贝尔；马克思哲学观；西方马克思学；文本体系；恩格斯

西方马克思学创始人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一生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编写了多部马克思著作，其中与马克思哲学相关的就有三部，即《卡尔·马克思著作》第三卷（哲学卷）^[1]、《卡尔·马克思哲学》^[2]和《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著作选》^[3]。目前国内学界就此鲜有研究。事实上，吕贝尔在编著马克思哲学文本及相关研究论文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体系、《资本论》及其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独特哲学看法。吕贝尔研究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与观点，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存在严重曲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从学术研究层面看，某些具体观点又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一、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卷文本体系框架

马克思本人未留下自己哲学主要代表作书目。吕贝尔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进行研究梳理，编选马克思哲学著作书目《卡尔·马克思著作》第三卷（哲学卷）和《卡尔·马克思哲学》，在这里将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两卷简称为正卷和补卷。

（一）历史描述

吕贝尔编写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正卷所选入的文本分为三大部分进行编排：作者生前出现的著作、著作者死后出版的作品和附录。

正卷第一大部分“作者生前出现的著作”有六大类文本。第一大类收入1841年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第二大类的主题是“新闻自由和人的自由权”，编选入马克思1842-1843年间的11个文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关于离婚法的草案》、《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第三大类的主题是“货币、国家与无产阶级”，编选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4个文本：《1843年的一封书信 》、《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导言》和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第四大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第五大类是1847年“‘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第六大类的主题是1847年“自由主义与革命”，编选入2个文本：《“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

    正卷第二大部分是“著作者死后出版的作品”，分四大类文本。第一大类是马克思1839-1840年的“伊壁鸠鲁哲学”学习笔记。第二大类是1843年《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第三大类的主题是1845年的“就人类社会组织而言国家的废除”，所编选入的文本有4个：《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国家废除与文明社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劳动分工与思想体系》。第四大类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观和对人的批判）》。

正卷第三大部分是附录，编选入17个文本：1835年“两篇中学毕业作文”即德语作文和宗教作文、1837年“马克思给父亲的信”、1837-1841年“诗歌”、1839-1840年“黑格尔自然哲学纲要”、1842年“中央集权问题”、1842年11月8日《莱茵报》“对汉诺威的自由异议”、1842年《莱茵报》“公社改革与《科隆日报》”、1843年1月《莱茵报》“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3年1月“评内阁诏令的指控”、1843年12月11日《和平民主》“马克思申明”、1845年“关于弗里德里希名单”、1846年“真正的社会主义”、1846年《社会明镜》杂志“珀歇论自杀”、1846年5月11日“反对赫尔曼·克里格的通报”、1846年“马克思－蒲鲁东的对话录”、1846年6月15日“乌珀塔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共产党人训令”、1861年“黑格尔存在逻辑纲要”。

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补卷共选编了九大类文本，其中有五大类文本主题与正卷相同，包括：1835年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43－1844年“货币、国家与无产阶级”专题；1845年“就人类社会组织而言国家的废除”专题；1845年《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观和对人的批判）》。同时，补卷也新添了四大类文本，分别是：1844年巴黎手稿即《经济学与哲学手稿》；1848年《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包括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1873年德文第二版跋摘要。

总的来看，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正卷和补卷在编排形式上有两个大同小异的基本点：其一，卷首有编者写的长篇导言，卷尾有注释、人名、书目和概念索引等；其二，正文编排专题与编年相结合，每一专题开头有个简要的说明，对于同一个专题下有多个文本的，又按时间上的年月进行编排。从编选入的文本的规模和内容上看，补卷比正卷少，就算相同专题的文本，在编排内容上也基本作了适当规模的删节，但是补卷对马克思哲学文本作了新的补充。

（二）得失评析

评价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卷文本体系，既不能不加分析全盘肯定，也不能简单化对其大批判，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科学评判其功过得失。

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具有三大历史贡献：

第一，最大价值在于它是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构架的最初尝试和最早阐发。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吕贝尔较早确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编出第一份马克思哲学卷，再现了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功不可没。卷首有吕贝尔写的序言和长篇导言，注重说明和分析马克思哲学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卷尾附有注释和索引，为理解马克思哲学文献提供了辅助作用。

第二，重视马克思早期具有哲学奠基与起点意义的文本。过去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流行看法是：马克思哲学创新仅限于19世纪40年代早期著作，而对马克思40年代的早期著作，又往往以1845年《神圣家族》文本作为划分“不成熟著作”与“成熟著作”分界点的标志。而从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可看出，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最早追溯到马克思1835年两篇中学毕业论文，也包括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其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有铺垫意义的重要哲学文本。

第三，视《资本论》及手稿既为经济学著作，也为哲学著作。当代西方学界的流行著作，多半只把中年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列为经济学著作、而不作为哲学著作。与这种流行看法相比，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补充了《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些文本在1965年、1968年被吕贝尔编选入《卡尔·马克思著作》第一、二卷（经济学卷），1982年又被编入《卡尔·马克思哲学》，说明吕贝尔将《资本论》及其手稿既看作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也看作哲学著作，并且思想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在充分肯定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历史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不够系统完整、重点突出不够。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卷的主卷即正卷按“作者生前出现的著作、著作者死后出版的作品和附录”三个大部分进行编排，这种按生前与死后、发表与未发表及附录编排的体系，实际上并未完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文本体系。另外，这个体系中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编选没有经过仔细比较，分出主要著作与次要著作，重点突出不够。当然，既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理论空间仅仅归结为某一个时期、某一部论著，也不能不分主次地到马克思全部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哲学实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哲学实质、哲学创新，主要体现在三大时期、十大文本的总和之中。”^[4]294

另一方面，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没有给予晚年笔记相应的地位。过去苏联、西方学界总的流行看法认为，晚年马克思笔记表现为“慢性死亡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遗憾的是，吕贝尔的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也没有收入马克思晚年笔记。究其原因，这与吕贝尔对晚年笔记的认识和过低评价有关。在1995年的采访中，吕贝尔表明“反对MEGA方案出版与已经出版的民族学笔记有类似结构的书籍、论文和资料的大多数笔记和摘录”，“出版马克思全部摘录笔记（多于200卷）是无用的。这些笔记只是简单的复制，对他所阅读的材料经常缺乏个人的观察”。^[5]161实际上，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创新，贯穿其一生历程，晚年笔记是马克思哲学创作的延续。

二、吕贝尔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看法

吕贝尔不满意恩格斯编辑《资本论》二、三卷对材料的选择，重新整理编辑的《资本论》 “包括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稿（所谓的经济学哲学手稿）”^[6]11，并把它与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一同列入哲学著作。

（一）吕贝尔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观思想

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对黑格尔的方法有个很长的评论，马克思赞扬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对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理解。“依马克思之见，黑格尔理解了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创造自我，其中动力是人类劳动或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的实践活动。”^[3]18 “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7]319-320同时，吕贝尔也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两位思想家之间有关键性的不同：黑格尔认为劳动只是以异化形式作为纯粹精神的活动，对他来说，历史过程是抽象类别的运动和矛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个人只是玩物。

在吕贝尔看来: “从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精神劳动’，把异化理解为纯粹精神现象，这就必然发生：异化在辩证的‘转化’过程中得到解决，这辩证的‘转化’过程只发生在抽象思维能力层面，给现存的的社会制度没有带来变化。”^[3]21据黑格尔说，抽象的正义在道德中得到表现，道德在家庭中得到表现，家庭在市民社会中得到表现，市民社会在国家中得到转化，最后国家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得到表现。但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阐述的整个辩证过程保留了现实社会制度、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完整性。马克思反对富有想象力地重构社会真正改观的观念，他的道德方面是通过具有自然品质的人的重新获得，是对作为社会人从奴役异化中自我释放的复原。黑格尔的理论没有考虑现实的社会现象，这位哲学家既不能解释现实社会现象的起源，也不能解释它们的发展和消失。“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7]334黑格尔将思维行为从人类主体中分离开，把主语变成具体化的思维的谓语。马克思评论道：“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7]335

从上可看出，吕贝尔在评述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上，阐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观的三个层面：第一，实践观来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第二，实践观是以自然界作为其唯物基础；第三，实践活动的运动环节是扬弃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观念运动环节，即“正义－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将其变为“具有自然品质的人”、“社会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环节。

（二）吕贝尔论《资本论》结构中的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思想

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经济学六册构想”的计划和次序，与他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密切关系。吕贝尔指出：“事实上，《导言》的写作风格的典型特征是，它包含了与黑格尔方法及黑格尔公式偶发性使用的直接冲突。”^[6]149他对这句话作了一个脚注，引用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进行阐释说明：“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8]121借助于黑格尔《逻辑学》，马克思为资本部分制定了越来越精确的计划，具有最复杂结构的《资本》册，明显“玩弄”黑格尔的“主观逻辑”的风格与方法：马克思建构这册，在希腊字母后使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制造黑格尔特别喜好的三重组合；甚至可以设想马克思蓄意选择黑格尔最难的三重组合——概念的逻辑，作为一个例子来阐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模仿黑格尔三重组合——一般、特殊和个别的三片段——马克思越来越多地虚张声势继续辩证法的游戏，直到他最后为《资本》册制定了一个新的方案。^[6]212

在吕贝尔看来，虽然马克思认识到阐述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合理方面的重要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找到时间这么做。吕贝尔指出，《资本论》1873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表明马克思阐述价值理论时，满足于“玩弄”黑格尔式的风格。《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在某些章节中马克思蓄意模仿，甚至夸张地演义黑格尔的风格。同时，吕贝尔也指出，马克思后来利用机会讨论他所声称的“黑格尔主义”，并说他虽然经历过这位“伟大思想家”学派，但是通过提取其辩证法的合理核心，推翻了这种辩证法，使之失去其神秘化外衣。马克思区分了阐述方式与研究方法，认为严格强调他自己方法的经验主义特点更重要。最后，吕贝尔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对《资本论》结构的考查会揭示出，只有一小部分也许被认为用黑格尔方式写作，大部分是社会学的与历史的数据的分析与展示……这强烈地表明了他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圣西门影响。^[3]24应该说，吕贝尔很重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1982年他编辑的哲学卷的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项，就编选入1861年马克思所作的《黑格尔存在逻辑纲要》^[1]1976。因此，吕贝尔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受圣西门等社会学家思想影响多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思想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三）吕贝尔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观

吕贝尔认为，1857年导言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所确定的“经济学”这部大作品的初步的草稿，是第一次企图执行1844年构想的思想方案，留下大部分未写。吕贝尔指出，导言确定了马克思提议讨论的主题是“物质生产”，紧接着更详细具体地说明个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因此，社会上由个人所决定的生产，自然地构成了起点。依马克思之见，“社会”指的是相互关系或相互作用中的个人，这些相互作用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劳动的社会过程。吕贝尔认为，马克思扩大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人在最字面的意义上，是政治动物，不仅是社会动物，而且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成个人的一种动物。这种定义有道德的意义：马克思假定人的个性和独特性是最终目的，这种目的只有在社会中使之摆脱物质与精神的束缚才能获得。^[3]33在吕贝尔看来，马克思关注社会运动的总体特征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多样性。他对社会制度的分析有两个独特的特点：重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变化。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因为马克思更多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变化关系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结果。^[3]35在此吕贝尔的思想已阐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离不开自然，它是人与自然变化关系的结果；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制度的历史变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载体；追求人的个性和独特性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最终目的。这些说明了吕贝尔已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是从自然、劳动、社会和人四者相互统一的总体综合视角全面把握人类历史社会运动，而不是仅从某一方面来考察。

上述吕贝尔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观点的研究还是有可借鉴的学术价值，其所论述的实践观三个层面与当前国内学者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践观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分析及其未放弃经济学“六册计划”的观点，是中国以前不赞同但现在已成为主流的观点；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四个因素相互统一的观点，也是今天国内学界所肯定的。在此不作展开赘述。另外，我们也很清楚地发现，吕贝尔在论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实践观、辩证法和历史发展观时，极其丰富地展现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其中的缘由，与他在195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著作选》中所阐述的马克思思想来源不无关系。他把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归结为法国圣西门学说、英国政治经济学学说和德国黑格尔学说，而在这三个来源中黑格尔又是重中之重，看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对黑格尔思想和方法的批评与改造，继承、吸收黑格尔学说并进行超越。

三、吕贝尔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关系的两种表现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是西方马克思学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观点，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家吕贝尔当然也不例外。凯文·安德森指出，吕贝尔这位博学的学者“在他的马克思著作一至四卷（1963-1994年）中不断反复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分歧，使他成为斯大林主义马克思编辑者经常烦恼的人，尤其在法国。”^[5]159吕贝尔从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角度，阐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

1970年5月，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吕贝尔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关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题的几点看法》^[6]17。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包含有一种理论上可以理解的内容的话，那么责任不在马克思，而在恩格斯。”^[9]277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宣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446“‘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变成为一个至多是令人迷惑的口号，其实从一开始起，它就打上了蒙昧主义的印记。”^[9]280 “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形式，不管是名曰“真”的还是“假”的，都是根据一种思想体系或是根据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论证其合法性，都势必要全部伪造马克思的基本意图。”^[11]221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促使进一步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问题。吕贝尔认为他们两人都被人为地归在“马克思主义”标签下的一堆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而要研究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就要“摆脱关于‘创立’的传奇说法”，应“把马克思主义概念不确定作为我们方法论的出发点”^[9]279，否则就会遭到失败。

吕贝尔的论述置历史事实不顾，应受到严厉批判反驳。其一，吕贝尔引用马克思本人所说的话语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吕贝尔并没弄清楚马克思说那句话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含义。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各派别，对“马克思主义”使用比较混乱，事实上当时无论哪一派都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革命思想。^[12]93马克思多次申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想表明自己与法国工人运动中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派别无关。其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恩格斯独自制造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理论成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著作，都是他们共同商量、共同制定和共同写作的结晶，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恩格斯一个人制造出来的神话。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科学社会主义

吕贝尔指出，恩格斯相信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走向科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归因于马克思，随同两个发现，恩格斯补充说：“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3]30

在吕贝尔看来，马克思似乎不反对恩格斯的说法，但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不同的。“马克思希望给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基础’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努力带来新的，更好的人类关系制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动。”^[3]30-31在1877年10月1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马克思谴责了拉萨尔门徒或杜林的崇拜者企图希望给社会主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在同一封信的后半部分，他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14]281吕贝尔还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在他早期的许多著作中更明显。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他们不再需要如乌托邦思想家们那样，“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15]15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谈及“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5]285吕贝尔认为，这些结论都是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事实的经验式研究中所获得的，而不是一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至多构成一门社会主义的科学，一种对现存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条件的分析。

吕贝尔虽具有一个研究者应有的严肃态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理分析，但是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恩格斯赋予马克思的“荣誉”，这是必须加以反驳说明的：一是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思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为此书写了法文版导言，在手稿中他给法文版译者拉法格的附言中写道：导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保·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16]633在导言中马克思还给予这本书高度的评价，把它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宣传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建立共产主义同盟，并直接参与制定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足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参与下付诸于实践，是一门科学的理论。

综上所述，吕贝尔从文献文本研究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未留下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吕贝尔所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错误的方法论基础，是要把马克思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意义分割开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我们要提高警觉，不应盲目跟从，应进行扬弃批判。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问题的提出有新意，认同他们思想中共同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承认他们之间思想认识上的个性差异，实际上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扩展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澄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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