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奋战在一线的先进典型，他们用自己的坚定、执着、勇敢和智慧谱写了一曲英雄的抗疫之歌。这其中有90后汶川护士佘沙，有年逾古稀、却身赴一线的李兰娟院士，有力挽狂澜的钟南山院士等，这些先进人物用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怀，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何谓民族脊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韧劲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有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榜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和反映各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精神表现。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共产党人强调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语)的愚公移山精神；在建设时期，面对千头万绪的繁重任务，共产党人发扬的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语)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改革时期面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共产党人展现的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语)的改革创新精神。

这种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精神，与中华民族历来所尊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总结归纳的各个时代的精神，广为传播，为民众所认同，将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不足为怪的。同时，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主体精神下面，还包括若干其他方面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也对此进行了提炼并赋予其新内涵，来凝聚民心，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红军不畏艰难险阻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从中凝练出长征精神，来鼓舞全国的党员和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戒骄戒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在他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作是一个新的“长征”；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人仍然把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改革看作是新长征”：纵有千难万险，仍要勇往直前，最终必将取得胜利。正如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不管长征当时人们多么艰苦，长征经验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更大的使命感。人们一定先有希望才能采取行动；他们一定不仅有各种理想和使命感，而且一定有他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的希望和信心。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给人们提供这种希望和信心的基本感觉，使人们确信下定决心的人们甚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是能获得胜利的，正是长征，以及长征产生的许多民间传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事件。”[1]

再比如，在建设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勇气，被提炼升华为“两弹一星”精神，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聚力。已故中国著名科学家邓稼先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少年时代在北平读中学时曾为校友。邓稼先逝世7周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杨振宁写的纪念文章《邓稼先》，此文后被收录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七年级语文(下册)的必读课文中。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邓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邓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美国人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于是，杨振宁就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当杨振宁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请他吃饭时，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他，是邓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读至此，杨振宁写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百感交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时至今日，“两弹一星”精神，仍是振奋中国民心、凝聚民族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还比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人民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而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争精神，被总结概括为抗震救灾精神，来激励全国人民形成百折不挠、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但无论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是1998年的全国性的洪水灾害；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还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青海玉树大地震，都没有让中国人民怨天尤人、低头退缩，反而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展现出了万众一心、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这一精神，肯定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恢复重建家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多难兴邦，多难砺党。中国人向来看重面对艰难困苦应体现出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消极屈服？还是涅槃重生？中国人民总是选择后者。正如多次造访中国的中法跨文化基金会——谢阁兰基金会执行主席梅乐对中国记者所说，她非常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坚忍和团结，战争、饥荒、洪涝灾害……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中国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中国就是中国”。

在转瞬即逝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总想抓住某些不朽永恒的东西。美国现代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人之不朽》一文中指出：“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当然，他所说的“不朽”，是指宗教性的不朽。中国人也有追求“不朽”的传统，中国共产党通过褒奖各类身居不同工作岗位的优秀人物的举动告诉民众，普通民众也可以在平凡工作中达到不朽，而成为人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了这样的榜样，这样的榜样被树立起来，为思想宣传工作增添了活生生的素材，拉近了榜样与群众的距离。中国人有“见贤思齐”的品性，广大群众以榜样为学习标杆，满怀理想和信念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比如，在中国革命时期，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友人、著名胸外科医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因给伤员做手术时不幸受感染，牺牲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泽东闻讯，深感悲痛也深为感动，亲自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庄重地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及其精神的宣传和弘扬，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本职工作，创造不平凡业绩的强大精神动力。

再比如，在建设时期，一个因公牺牲的年轻解放军战士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学习的楷模，他就是雷锋。在他22年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就连坐火车出差时也时刻给人以帮助。人们形象地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因公逝世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自此每年3月5日便成了中国全民学雷锋的日子。时至今日，在中国只要有人干了好事，人们就会把他们比喻为“活雷锋”。还比如，在改革年代，一名叫张海迪的残疾女青年成为全国人学习的榜样。她身残志坚，靠自学学会了医学知识，靠坚强的意志，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她的事迹广为流传——一个残疾人能做到的事情，健全人岂敢落后？其结果是人人争做时代弄潮儿。张海迪的榜样和事迹，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勇向前的中国人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屡创生命奇迹的她，现在担任中国残联主席一职。

以上这些英模人物，仅是中国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诸多榜样中的突出代表。

榜样蕴藏无穷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当今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人民群众深情呼唤着、期待着良好的道德风尚。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树立榜样典型，褒扬道德模范，弘扬社会正气，树立道德新风，以社会主义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释：

[1]［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作者系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