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和实践反复展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管用的。在这个重要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超越时空永葆活力。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那些能够长久起作用的最根本的东西，而这些是能够超越时空永葆活力的。本文从4个方面阐释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着重从哲学维度论证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仅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事实上它是体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认识外部世界的科学图景。从而使它成为完备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学说。列宁曾经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从而给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来说，任何时候都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合乎规律地改造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管用、现在管用、今后还管用。

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唯物辩证法具有跨越学科和超越时空的特点。他指出：“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1]恩格斯这里讲的“理论思维形式”其实就是指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还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生命力。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能够长久起作用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语）。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而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绝对真理、抽象理性和永恒正义等出发来描绘社会主义。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和群众的诉求，但它毕竟是不成熟的、有明显缺陷的理论主张。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决不先验地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细节。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揭示未来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即从大量的现象中舍掉了许多非典型、非本质的因素，以揭示其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他们还坚持发展的观点，把未来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充满辩证运动的过程，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而不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实现形式也是不同的。坚决反对有人把他们的理论当作“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们指出就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关于社会辩证发展的观点、关于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研究问题的观点、关于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观点、关于科学的抽象法等，其中有些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有些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而这些观点无疑在今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长河中都是长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超越时空的。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荣传统和理论优势，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象地比喻为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安排2次集体学习，分别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还把辩证唯物主义概括为4个原理：第一，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第二，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第三，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第四，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这4个原理，每个原理都是用两句话表述，第一句话是讲原理本身，第二句话是讲要把这个原理运用于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荣传统。正如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3]

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革命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诞生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用恩格斯的话说，在此之前的思想家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包括后人）把他们的学说作为教条加以顶礼膜拜。从来没有认为，他们的理论就不再发展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革命的理论品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都有一系列精辟的阐述。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这就是说它提供的是“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列宁多次阐述过这个重要思想：“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5]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邓小平曾经说过：“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7]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8]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思想和他们创始人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即一脉相承、不断创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应包括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他的后继者对这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列主义，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的文献还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作了全面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形成超越前人的学说，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造了科学的思想体系。列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并且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革命的理论品质，从而能使这个科学理论不但历经磨难而不衰，而且能薪火相传，生机勃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超越时空永葆活力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武器

应该说，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得不够，其实它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认识对象（包括人与事）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体系。人们认识外部世界有两种情形或存在两种类型的认识。一是知识性的认识，即以反映客体本身的状况为反映内容，以获得对客体或“真“或“伪”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回答“真”与“伪”。二是评价性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以客体自身状况为反映内容，而是以客体与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为反映内容，不但要获得关于客体对主体的“真”与“伪”，而且还要获得“善”与“恶”，“美”与“丑”的认识。这种认识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属于评价性认识。由于它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类彻底解放作为认识判断的标准，因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评价真伪、善恶、美丑方面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持久性。因而它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武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超越时空的。

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来认识社会主义就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是制度与价值相统一的科学结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存在过两种有代表性的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流派。一是价值化的社会主义，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价值认识和伦理观念，不赞成或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伯恩施坦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二是实体化的社会主义，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形态和制度，是可以感知的实体，不赞成或反对认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价值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考茨基、阿尔都塞等人。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为，社会主义是制度与价值观统一。这种统一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发展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就与上述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线。

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是一个关系体系。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不断的交往，将某些交往关系社会关系固定并规范下来，从而形成了制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不仅造就了社会关系，还形成了社会制度，而且还要使社会制度反映并实现社会主体即人的价值观。因此，制度是价值观的载体，价值观则是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依据。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是制度之魂。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是制度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之魂，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充分体现，而且两者处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完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发展和创新是一个良性互动过程，从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什么能超越时空永葆活力，还因为它吸收和借鉴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合理的价值观资源，其中自然也包括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的合理的成分。在这方面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即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萌芽。但是在进入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自由、平等、博爱被蒙上了虚伪的面纱，甚至充满了铜臭。这不是自由、平等、博爱本身的过错，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恩格斯在此书的结尾部分深刻指出，只有到了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初期就已经出现的自由、平等、博爱才能“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即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如前所述，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特点和形成过程来看，有力地佐证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9]因此，离开了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一切优秀的、合理的价值资源，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就失去了它丰富的历史内涵，没有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分析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和持久性。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当前我国理论界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一致认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曾经有一种观点长时期影响着我国理论界。这种观点认为，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与历史上主张价值化社会主义的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主张划清界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推动下，我国理论界近几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就到此为止了。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践行。党的十八大在吸收全党集体智慧和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3句话24字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并且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定坚持和重大发展。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3] 《求是》 2019年第1期，第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5]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9]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