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惠锋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037）

引言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各国创新动能不足、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革弊，须从源头理会。当今世界乱象丛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近代文明的逻辑本源——“还原论”出了问题。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引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然而必须看到，现代文明的建立，是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其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认为：所有事物的本原都是原子（Atom）和虚空（Void），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后的不可分割最小微粒。西方科学家一度认为原子论是不证而自明的公理，这就奠定了还原论科学的基石，即：将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去解决。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还原论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了夸克层次，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层。毫无疑问，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其不足与缺陷也日益凸显。

在科学技术上，表现为对每个局部的透彻认识无法换来对整体的清晰感知。用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话说，就是“对生物在分子层次上了解得越多，对生物整体反而认识得越模糊”。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自由市场与劳动分工的思想，带来了结构化、非人格化的组织形式，把个人变成了一种工具、变成了庞大生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在国家和世界治理体系上，缺乏整体、完整意义上的“世界”的理念和哲学基础。西方思想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他们在思考“世界秩序”等宏大问题时，其所思考和分析问题的立足点，仍基于“个人”“国家”等源于还原论的哲学思想，“国家”是其语境中的最大政治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国际”问题成为看待世界的最大分析框架。突出表现为利己主义、以邻为壑、零和博弈。历史发展到今天，“还原论”的“分”的思想已经走到了尽头。战后西方世界爆发的各种危机，使人们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束手无策，也逐步认识到“越分越细”带来的社会异化的后果。

反者，道之动。危机有时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3000多年前，诞生在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对于从哲学层面破解“还原论”的弊端，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从八卦与周易学说的提出，到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孙子兵法》的运筹帷幄、治国安邦，这段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系统工程思想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阴阳五行；无论是中医理论实践，还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闪耀着整体论思想之光。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就是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对于破解“还原论”的弊端，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认为，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迫切需要一次新的文明转型，综合西方的“还原论”、东方的“整体论”，形成系统论的思想，开创“第二次文艺复兴”。基本过程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瓶颈，迫使人类产生新的思想文化革命，进而引发新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直到再一次遇到瓶颈，催生新的文艺复兴。

钱学森最伟大的贡献，恰恰是找到了打开人类文明转型之锁的“钥匙”。钱学森在长期指导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他在美国奠基的系统工程思想，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这使得中国航天能够利用很少的投入、很短的时间，将成千上万的人有效组织起来，突破规模庞大、系统复杂、技术密集、风险巨大的大科学工程。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开始把航天的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应用到经济和社会的各方面。从早年的《工程控制论》，到1978年《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发表，再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的提出，钱学森建立了系统科学的完备体系。这套体系以社会系统为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目的，以“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为技术手段，将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群体智慧、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与难以言表的经验、直觉、灵感结合起来。打造“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激发群体魔力，实现系统飞跃，设计匪夷所思，实现匪夷所为。在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上，取得了经世致用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这就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立，也是钱学智库的形成与发展。钱老一生十分谦恭、从不自诩，但对系统工程、对总体设计部思想，他十分自豪的称之为“前无古人的方法”“中国人的发明”“是我们的命根子”。

一、思想引领：回归真理的本源

（一）战略引领铸就国防科技工业奇迹

钱学森在美国20年，不论是与导师冯·卡门一起提出空气动力学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还是撰写的对洲际运输火箭的超前设想，即航天飞机的雏形，都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美国国防部36人“科学咨询团”唯一的非美国籍成员，钱学森执笔撰写《迈向新高度》报告13卷中的5卷，更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航空航天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专门致信钱学森，对其杰出贡献给予肯定和赞扬。

钱学森在中国航天28年，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起步，面对制造业只能生产自行车、信息产业只能生产晶体管收音机、计算机行业只能生产算盘的环境，钱学森牵头组织实施的“八年四弹”（近程弹道导弹到洲际导弹）、“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工程，推动了中国导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飞跃，开启了中国人开发太空、利用太空的伟大征程。

（二）系统工程助推中国社会经济腾飞

钱学森晚年近30年研究，开启了创建系统学和社会系统工程的探索，并大力推动系统工程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方面，运用系统模型，解决了农副产品价格“统购统销”政策转变为“超购加价”政策所引发的财政赤字问题。在当时经济学家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社会系统工程第一次临危受命，为中央提供了科学化、定量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集成，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为后来的物价改革等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体而言，模拟不同的环境变量（国力条件），调控变量（价格与工资）、不同的政策作用时间、不同的政策调整方法（一次调整到位或多次性调整），以市场平衡、货币流通与储蓄、职工与农民收入水平为度量标准（评价指标），寻求最优、次优、满意和可行的调整政策。

交通方面，运用系统分析和综合协调，进行全国交通的“疏港（口）疏路（铁路）工程”，解决港口压船压货，铁路压车问题。例如，杭州到株洲（浙赣线）的新方案改造，使废气量从原方案的80%降至20%，投资节省了4亿元人民币。除此以外，如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养老保险等专题，也能灵活地建模、仿真与综合集成，给出定量的决策参考。

（三）21世纪的思想光辉缔造世界大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钱学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是一个总体”。钱学森坚信：“人类未来一定走向世界大同”。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迈过了40周年的征程，四十年转瞬即逝，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等诸多挑战。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所谓开放，是因为经济活动涉及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纷繁复杂的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换。所谓复杂，是指这个系统的层次结构复杂、涉及因素众多、关系耦合交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注入了中国引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所谓巨系统，是指其子系统的数量极为庞大。运用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分析复杂问题的需要。钱学森开创的“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体系、实践真知，为缔造人类世界大同贡献中国智慧。一定能够推动智慧的薪火代代相传、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二、思想破局：搭建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理性认识,回归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然而却留下了“怎么做”的疑问,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仍然无法弥合。

对此，钱学森作出了解答。钱学森认为：“人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才能进而改造客观世界”“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技术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而工程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钱学森认为，从系统的整体性观点出发，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这种整体性表现在各个科学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这是各学科的共性。各科学部门之间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侧面，侧重点不一样”。钱学森认为，应当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来划分，并从系统观出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也具有层次结构。

（一）基础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

基础科学是综合提炼具体学科领域内各种现象的性质和较为普遍的原理、原则、规律等而形成的基本理论，其研究侧重在认识世界过程中，进行新探索、获得新知识、发现新规律，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论，它是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发展的先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与实力的重要标志。

（二）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是沟通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桥梁

技术科学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涌现出的一个中间层次。它侧重揭示现象的机制、层次、关系等的实质，并提炼工程技术中普遍适用的原则、规律和方法。主要是如何将基础科学准确便捷地应用于工程实施的学问，它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

（三）产业化技术（应用技术），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

应用技术侧重将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并在具体工程实践中，总结经验、创造新技术、新方法，使科学技术迅速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学问。工程科学的发展，也必将丰富、完善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它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钱学森对于科学技术三个层次的划分，实际上从学术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系统性地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我们从工程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进而创新发展为理论，同时将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把科学技术的理论迅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思想解放：推动体系效能创新

中国要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速科学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体系现代化；全面加速科学发展，就是现代化体系。从体系现代化到现代化体系的建立，就是从任务能力型向体系效能型的转变迈进，实现以人为本、从定性到定量的历史性跨越。

思想创新是创新发展的灵魂。这就要求我们从“跟踪思维”“行政思维”“学科思维”的定式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牢笼枷锁，才能让创新振起翅膀。思想解放是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是手段，管理创新是保障，产业创新是目的。

（一）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创新的核心和基础

它强调在掌握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知识、技术整合、吸收和再创造，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和效益的一系列活动，它不仅包括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技术发明的产生，还包括新的价值、新的效益的创造。

（二）管理创新是实现产业创新的工具和手段

管理创新是指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对系统的资源要素进行再次优化配置，并实现目标的创新活动。主要包括战略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等内容。

（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融合涌现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产业创新可理解为创新主体突破已有结构化的产业约束，运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组合创新等手段，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能力，培育新兴产业，或使原有产业在一定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或使其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从而促使产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创新活动。

钱学森认为，中国将发挥“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作用，通过“系统论”的发展应用，使人类把握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实现跨越式的提升，从而引发人类历史上三次新的产业革命：

即第五次产业革命：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以太阳光为能源，形成新的农、林、草、海、沙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第七次产业革命：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

三次产业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进而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飞跃”。到那个时候，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们将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人类文明发展将空前加速，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结束语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指出：创新是经济繁荣的核心问题。又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所说：改变是生命的本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发出“共担时代责任，共享发展成果”的时代号召。中、美、新做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体，应当互为你我，互为平台，互相支撑，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用创新引领发展，携起手来，共促全球经济发展繁荣。

(作者系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